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发出通知，决定于“下月”（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笔者曾采访过他。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钟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
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的。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
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但是这一次“三大”却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
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广东，是在1920年。这年2月，驻粤的滇（云南）军阀和桂（广西）军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趁机策动驻闽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回师广东。10月29日，粤军夺回广州。10月3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于是，广州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然而，军阀反复无常。1922年6月16日凌晨2时，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突然遭到陈炯明部队四千多人的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总统府化为一片废墟。陈炯明原本打算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在万分紧急之中，孙中山被迫连夜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然后换乘“永丰”[74]舰，与叛军相持。
[74] 由于“永丰”舰在这一战斗中立下历史性功勋，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命名为“中山”舰。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被孙中山授以海上指挥全权。于是，蒋介石指挥反击陈炯明。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侍立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8月18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前往上海。蒋介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作序。从此，蒋介石有了一笔令人垂羡的政治资本，常以孙中山“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出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使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1922年12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1923年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于是，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1923年2月26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
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好几位只是基于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想通。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三大”要着重讨论国共合作，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在广州召开会议当然是最合适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