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茅盾常常进出老渔阳里2号。
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再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
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小组”。
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1957年4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
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32]、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
[32] 此处叙述有误,张东荪未加入“小组”。
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
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茅盾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81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1921年算起。
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
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
“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那里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38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因此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