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段祺瑞执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
5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
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5月21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
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
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
一年之后——1919年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接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先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的政治态度。
原本埋头于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
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
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老渔阳里2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大计。
当然，随着李达迁入老渔阳里2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
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1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2月3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