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过去的历史,人们总喜欢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文化人的黄金岁月。教授真金白银,国外回来的才俊,年纪轻轻,薪水动辄几百大洋。在哪儿混都系主任,住舒适的小洋房,娶美丽的外国老婆,生一大堆儿女。
历史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大环境,仿佛今天的重演,都是国际金融不景气,西方普遍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却欣欣向荣,恰巧遇上了良好的发展机会。那个年代的海归占了大便宜,很轻易就把各行各业的好位置给占了。机会就是机会,机会真是机会,好机会一过去,过眼烟云,海归立马变成海待。
抗战爆发,海归们好日子到了尽头。像蔡威廉,名媛名教授,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穷困成了文化人的普遍现象,教授的手杖还在,雪茄已没得抽了,要想出各种法子挣外快贴补家用。朱自清不得不去中学兼课,再编点教材。闻一多玩美术的底子终于派上用场,自称手工劳动者,公开宣布润格,替人篆刻图章。
玩化学的人让大家羡慕和眼红,因为很容易转化为实用技术,譬如制造味精,制造肥皂。据说美国人曾向北大化学系求教过“味精”工艺,对于这种虚心求教,曾昭抡只要让弟子出面就足以应付。抗战期间,教授们穷得不像话,他在内地帮人开办了一家肥皂厂,立刻成为教授中的“富翁”,每月居然能多吃好几顿肉。
曾昭抡是与政治无关的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那学问,是政府就该喜欢。按说国民党共产党,没有不用他的理由。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中央专门发文件,撤销高教部副部长一职。不当官是种解脱,北大不要了,武汉大学还当块宝,他便去了武汉。“右派”有些糟糕,不过当教授的“右派”中,曾昭抡的境遇相对还好。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或许都不能算悲惨,毕竟是搞研究,只要有书和实验室就行。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冲进北大,他妻子俞大遭到暴打,忍受不了污辱,仰药自尽。第二年,饱受批判的曾昭抡也在武汉告别人世,他患癌症已五年,妻子的死讯所有人都瞒着他,一个居心叵测的造反派故意公开了这个秘密,往他心上扎了最后一刀,曾昭抡终于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