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了家庭的桎梏，张国焘一身轻松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之中。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必然与现实相结合，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与内忧外患的局势，必将唤起他们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必将促使他们行动起来。
1918年5月，段祺瑞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被披露，北京大学千余名学生和其他中高等院校学生代表、天津学生代表共两千余人，结队开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张国焘便在请愿队伍之中。
由于这种温和的请愿行动对北京政府毫无触动，回到学校后，张国焘与一些同学决定改变方式，于8月成立了学生救国会，10月成立“国民杂志社”，开始筹备出版《国民杂志》。《国民杂志》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国民杂志社成员主要是北大学生，张国焘任总务股干事，承担国民杂志募集经费，编辑出版发行等主要业务。
由于编辑杂志，张国焘与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过从甚密。受李大钊影响，张国焘开始接受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
1919年初，张国焘又与同学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组织成立了平民教育会，后改组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为“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到工厂、铁路及农村进行演讲，同时也做一些救济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张国焘各方面能力得到锻炼，同时成为北大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学生之一，为他参加组织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矗
五四运动起因于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以战胜国身份出席会议，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但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正当要求，而且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北大学生群情激奋，在5月2日傍晚国民杂志社的例会上，社员们一个个表情严肃，张国焘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高声宣布道：“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示威抗议"
于是，5月3日晚上，北大1000余名学生和其他十几所学校学生代表，聚集在北大三院礼堂，听榷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对于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报告，以及对目前形势的分析。邵飘萍讲话完毕后，张国焘跳上讲台，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同学们团结一心，发起运动。
由于张国焘江西口音重，演讲中反复提到的“群众运动”，以江西口音说出成了“同顿唔顿”，令听众大为不解，后来学生中有江西人解释了这句话，同学们恍然大悟，之后给张国焘起了一个外号，叫“同顿唔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