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的不得意，让左宗棠的兴趣全然转移到了经世致用之学上。他开始更加勤奋地探讨农书，还在京城时，他就买了不少农书，打算回家后闭门苦读，实地考察，著成一书。左宗棠如此“执迷不悟”，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是“离经叛道”，起码也算是“不务正业”了。他的举动也遭到了一些士子的冷嘲热讽，可是，左宗棠并不为所动。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性情刚烈而自信。他崇拜诸葛亮，敬仰他才华横溢，但左宗棠并不迷信，他更相信自己。当他给朋友写信时，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亮白”。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在自己的家里种桑千株，令家人养蚕治丝。同时，他继续从事舆地学研究，并密切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侵华形势的发展，考察其侵华的历史渊源。左宗棠的所作所为，与当时沉醉于风花雪月或专习词章举业的士人学子简直是格格不入，但却得到了老师贺熙龄的赞誉。
同年，陶澍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遗5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陶澍“有一日之雅故”，遂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给陶桄教书的义务。在陶家教书的八年中，左宗棠饱览了经书典籍。对此，陶澍之婿胡林翼曾作过如此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在这八年期间，左宗棠对陶桄像亲生儿子一样相待，将自己的学识逐步地教给他，另外，他也广泛涉猎了陶澍丰富的家藏书卷，再次精心研读了《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者是魏源。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汉族，湖南邵阳人，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魏源曾经做过陶澍的顾问。在他所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大部分文章的内容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运）、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魏源的思想代表了他那一时代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亲眼目睹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的兴起，深切感到在官僚腐败的剥蚀下，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被削弱，清朝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康熙、乾隆时期的雄伟气魄，中央政府的白银储备也日趋枯竭，从18世纪初期的6 000万两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800万两，清朝的绿营军也在多年的养尊处优中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魏源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把保卫边疆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并将它列为关注的焦点。
魏源的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很大，并且，当时湖南的新风气最盛，这在无形之中也影响了左宗棠。委托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是贺长龄，他与陶澍同为当时最著名的省级官员，试图在危机四伏的19世纪30年代，在清朝暮气沉沉的行政官僚制度上进行一些实际的改革。在湖南，经世致用学说得到了他们的关注。经世致用学说的中心思想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的文人们不能再整天钻在纸堆里，把精力耗费在对国家毫无用途的语言学和词源学上；学是为了用，学识应用于行政，研究前人的知识是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新问题，通过改革来增强国家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