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第一次近代化大浪潮，进而拉大了东西方的发展距离，古老的东方成为西方猎取的目标。当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大潮裹挟着腥风血雨滚滚而来的时候，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已经度过了它的“康乾盛世”。乾隆于1736年登基，因为在位时间不愿超过康熙，所以于1796年逊位。乾隆虽然形式上已经把皇权移交给嘉庆，但实际上他仍然掌握着实权，直到他1799年去世。乾隆的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乾隆的治国之才创造了康乾盛世，但他的继任者却无法继承他的遗志。大清帝国由此走向了衰败的晚期，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生机。可是，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大帝国的内部各种机制却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牢固性：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不是西方商品大潮一时能够冲毁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直至19世纪末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分化；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加之清代以来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闭关锁国的对外方针，以及夷夏之防、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在外力挑战面前，通过积极主动的自身改革，走上正轨。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清王朝的统治者在无可奈何的消极思想支配下，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封闭的道路。乾隆皇帝在《御制诗》中写道：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由于清朝统治者将闭关锁国当做一种国策，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世界资本主义与中国文明交往的通道，致使封建的中国只能在旧的治国模式中，缓慢地前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距离。当中国社会进入18世纪后期，上一世纪孕育和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相继暴露出来。
首当其冲的就是土地兼并问题。湖南巡抚杨锡绂（fú）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奏折中提到：“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造成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比如乾隆朝居官20年的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 000余顷，他的两个管家也各占有土地600余顷。鸦片战争时期的直隶总督琦善，占地256万亩。占有绝大部分土地的人就是这些大地主，他们对无地、少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过着“食租衣税”的生活，其结果是造成了剧烈的阶级分化，大批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或流民。二是清代人口剧增，据《东华录》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口在6 000万上下，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间，人口增加了六倍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大大增加了社会负担。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度，人口增多，即是农民和地主的增多。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势必削弱；地主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长促使土地兼并加速，这势必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与此同时，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占生产物的百分之五十，“岁取其半”，正租以外，地主还强迫农民交纳押租、预租等各种名目的附加租。无地、少地的农民除了负担繁重的地租外，还必须向当朝统治者缴纳繁重的赋税。“永不加赋”的口号是清政府提出来的，但实际做法并非如此。清政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在“地丁”正额之外，又以各种名目增添附加税，造成所谓“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的严重现象，而且地主官僚又想方设法把这项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这叫“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欠”。如此繁重的地租和赋税，使得农民往往是“场功既毕，米谷随尽，至有糠秕（bǐ）糊口者”，只有“今日交租，明日乞贷”，更有“卖男鬻（yù）女以偿租者”。“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这些都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尖锐，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时期，自明朝中叶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其所占比重不大，宛如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叶小舟，发展极为艰难而缓慢，而落后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仍是基本的经济形态。由于清廷的长期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政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