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读文本，就会发现，无论是陈染的《无处告别》，还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对男性——由此衍生到对社会和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有一种潜在的害怕、拒斥，《一个人的战争》描写的是林多米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被男性伤害，不断逃离的故事。林多米唯一的出路便只能是逃跑，并且最终向男权社会妥协，把身体嫁给一位老人，而灵魂仍处于漂泊状态。而《无处告别》中的黛二虽然信仰、崇拜高潮，但在气功大师那里感受到高潮来临的一刹那，匆忙逃跑了。换言之，她害怕、恐惧女性身体的主动性被男性感知，这不是传统的女性气质所应具有的，它应当是被激发的、顺从的、从属性的、被动的。因此，欲望的展现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勇气、一种突破和新的存在形态，而不像男性那样，是力量、生命力和自我的象征。“他者性也可以是一种存在方式、思想方式和讲述方式，它使开放、多重性、多样性和差异成为可能。”女性作家通过发掘女性话语和女性存在的内在意义和多重性，显示出女性仍然是社会的他者，但却恰恰是这一处境，使女性可以超越主流文化和社会价值给予的束缚，批判主流文化的社会规范，同时，这也表明了，真正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不再是《方舟》中的那种模式，和男人不再是对抗的关系，也不再想要和男人一样的社会权力，她们想要的是脱离男人，构筑自我，确立女性的价值体系，它和男性价值体系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但是，摒弃了“男性”存在的价值体系是否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建立和张扬，女性自我意识能否得到真正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又让人质疑。波伏瓦在《第二性》第二卷中详细地论述了各个阶层、各个生理阶段的女性生存所遭遇的“男性—社会”的压迫，在结论中，却这样说：“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它必然存在，并且影响着女性生活，无视或忽略都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此，当“男性—社会”意识和女性意识成了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对立面时，女性纯粹自我的书写就变得偏颇、狭窄、日益封闭，而女性主体也成了一个貌似激进、实则苍白无力的空洞能指。从另一层面来讲，“民族矛盾、危机与危亡的共同主题，不能掩盖了女性命运的主题。同样，女性群体的共同命运，也不该掩盖或取代对阶级、种族命运的关注和呈现”，女性书写完全拒绝了对社会现实、国家命运和其他一些公共空间话题的关注，实际上也把自己的“社会属性”束之高阁，而成了真正的“封闭性”存在，而“社会属性”问题不解决，女性主体意识就无从真正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