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洁的《方舟》中，作者给我们设置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模式，婚姻、男性、社会与女性的独立生存处于完全二元对立的层面。《方舟》中的三个女性被“另眼相待”，被歧视、嘲笑、污辱，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们想成就一番事业，想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以此达到和男人的平等。她们对传统社会所认可的女性气质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她们的行为与传统女性的性格，如柔美、顺从、平和、牺牲、家庭、母性等截然相反。为了表示反抗，她们甚至费尽心机地抹杀自己的性别特征，拼命模仿男人气质。因此，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行动又是按照既定的社会价值（菲勒斯中心主义）来塑造自己的。或者说，她们不自觉地又遵循了性别制度的设置，陷入了男性规范和男权中心之中，走上了另一个对立面，即模仿“男性”气质，想塑造出一个与社会所认可的“男性”形象相仿，甚至更强、更雄性的“女性”形象。这使得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和自我建构处于一种非常模糊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强化了男权意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可以感觉出，作家对女性所处的位置是非常愤怒、困惑的，她们把所有的恨都集中到男性身上，但是，却又掩藏不住的羡慕和嫉妒，她和她所钟爱的三个女性仿佛陷入一个看不见的社会密网之中，不停地反抗，却时时遭受着打击和不公平的待遇。
应该说，张洁作品中这种女性的愤怒、焦虑以及对“男性”形象的羡慕和不自觉模仿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书写所共有的，如张辛欣的《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王安忆的《流逝》等。她们有明确的社会主体意识，渴望获得和“男性”相同的社会价值认同，进入公共价值体系之中，但是，她们对女性性别主体的真正形象却没有一个真正清晰的认识，因此，张洁们对“女性特征”“性”都是拒绝的，这无疑也拒绝了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的存在价值。或者说，她们对女性自身与男性的差异并没有关注到，而是一味地寻找和“男性”同化以及“进入”社会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