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母亲”的形象充满符号化，她隐喻着传统家族文明最腐朽但却最顽固的文化形式，在对倪吾诚的控制中，“母亲”所代表的家族式文化显示出它的强大力量及对人的巨大摧毁力。但是，作者在此的价值立场非常耐人寻味，王蒙几乎没有明确的情感倾向，既没有对“母亲”进行简单的否定性批判，并以此批判封建文化给人的残害，也没有给予倪吾诚最基本的同情，而是以冷峻的笔调把“父”的丑陋与无能赤裸裸地展示出来，这似乎有点悲凉，而讽刺意味在这悲凉背后却愈显得压抑。也可以说，王蒙通过倪吾诚解构了现代文学四十年中出走的青年形象，在经历了思想和革命的不断洗礼之后，他们并没有摆脱掉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转换。某种意义上，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在此过程中，民众的人格、民族的性格不但没有走向新生，反而始终处于新与旧的挣扎之中，也自然培育出畸形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怪胎。审“父”，也可以说是审视历史，审视那曾经被“伟大的单纯岁月”所忽略掉的历史漏洞，这些漏洞或许能使我们看到、感受到历史的另一面。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天才之笔写出了母亲权力对子辈的戕害和扼杀，从而改变了文学史上母亲惯有的慈爱宽容的形象，而对于女人的妻性以及妻性对丈夫和家族的内在影响力却一直被文学家所忽略。王蒙以汪洋肆意的笔调写出两性之间的硝烟战争，首次关注家庭性别角色之间的意义。倪吾诚从来没有摆脱过对家庭的依恋，但是妻总是有意无意地抗拒他的进入；他想从儿女身上找一点安慰，儿子和他小时候一样，深受母亲的控制。这时的丈夫/父亲是最不幸的——既是家人理所当然索取金钱的对象，又是家人所唾弃的对象。妻，是他最害怕的人；家，不再是具有原型意味的超稳固的最终归宿，而是最毫无顾忌最彻底伤害他的地方。王蒙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另一层面的东西，即女性所表现的滞后性以及观念和行为的错位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倪吾诚女儿倪萍的“整人”欲望在文章中虽然有点突兀，但却充满着原型意味。母亲、姨母和外婆密谋整父亲的镜头，那种宣泄仇恨的快意以及被整者的恐慌和不安都深深植入倪萍的思维之中，以致突然有了整人的欲望并且无法抑制。也许，王蒙想告诉我们：“文革”期间的少年狂躁现象、人性的极端异化现象以及“人整人”的疯狂状态就起源于我们的“家”中，它是一个民族造就的性格的结果，我们不能把这些责任仅仅归咎于他们的年轻，而自己却逃避责任。铁凝的《玫瑰门》具有同样的隐喻意义，作者通过儿童的眼光来观照“祖”的自私、丑陋的生活，使文章具有一种强烈的毁灭感，祖在“家”中的活动给儿童的成长以致命的伤害和最直接的打击，母性、妻性、女性于“祖”来说都毫无意义，她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存活，如何能吃得更好，她对儿媳的窥探也决不仅仅是好奇，而是充满了破坏和仇恨的原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