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苦菜花》与《红旗谱》的时候，母亲和朱老忠们就在致力寻找一位新的家长，这一家长能带领民众走向新的光明与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家长，即是党，个体的家长在小说中只是作家实现这一理念的最好代言人。崇高的同志之情，纯洁的阶级友情，为建设祖国而共同奋斗的革命友谊超越了几千年来的家族血缘关系，个体的“家”在精神上已经被完全拆解掉。再重新回溯到现代文学时期，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家族主题从20世纪初的描述家族逐渐衰落发展到50年代家族甚至家庭被彻底泛化，集体主义的“大”家则以另一种方式诞生，并为大部分人包括知识分子所认可。这其实是很奇怪的现象，前面已经提到，在合作化初期，大部农民对此抱一种犹疑的态度，能够拥有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愿望，而小农经济方式本身也使他们更信任自己的劳动，看重依靠劳动所获得的富足与特有的尊严，因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土地的私有性。农民是通过以邓秀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反复工作才逐渐认可合作化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本人，先于农民认可合作化，或者说认可了集体主义，他们从理论上认可了“党”作为家长的权威，也从根本上认同了另外意义上的父权制的支配地位。知识分子这种对“父”的神性光芒的期待其实最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家族制度的隐性存在。虽然说《三里湾》《山乡巨变》等作品的创作背景及作家思想来源非常复杂，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作家对新的政治话语的真诚认同，除了来自对乌托邦理想的向往之外，也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上及思想意识上的不独立性有很大关系。
从觉慧的出走寻找光明，纯祖的失败，丁宁的苦闷，到邓秀梅们的自信，九九归一，作家终于为自己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找到一个完美的归宿。洪子诚先生认为：“五四时期并非文学百花园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也确立了破坏的尺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50年代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讲，50年代到70年代小说中的“集体主义”乌托邦创作倾向，是三四十年代小说家族主题倾向的延续和作家创作观念的必然发展，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全面渗透进作家思想的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