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后来又回到工厂上班，但职位降了一级，也没人再承认他、尊重他。在学校里，我母亲极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周围人对他们的藐视。那时学校正在挑选学生加入红卫兵，对和她同龄的少男少女来说，是个荣誉。被选上的会戴上一条特别的红袖标，因为姥爷，学校不准妈妈戴。但她是个好歌手，所以尽管他们看不起她，他们还是想要她为学校表演。在演出期间，学校让她戴上红袖标，但演出一结束，红袖标就给收回去了。同学的敌视也许伤害了她，但她一点也不害羞或软弱。她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
我问她：“妈，什么样的梦想呢？”
“梦想加入专业的歌舞团。梦想演戏。当我站在舞台上时，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在舞台上，我所向无敌。”
母亲有想象力，也有才华。她能感受到歌词背后的故事，还能让那故事变得鲜活、有生命力。她能把自己变幻成不同的人物。她会忘却自我，完全沉浸在一出古装戏里，或是另一个国度的一首歌里，或是在她出生前几十年前编排的舞蹈里。在舞台上，她感到了自由，因此她热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专业演出人员。部队会录用演员和歌手为解放军队伍表演。在那时，军队最有实力，而能为将军们表演是最高尚的荣誉。母亲坚信她会被选上。她的老师们极力推荐她。她的同学也说，在学校里她无论演戏、舞蹈还是唱歌都是第一。然而最终她还是没被选上。
母亲对我说：“你姥爷一家是地主，而在“文革”期间，地主——即便是地主的孙女——也是不受信任的。我学上完了，梦想也破灭了……”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被迫离开了姥爷身边。母亲到了一个农场工作，舅舅们则去了不同的村庄干活。我的一个舅舅唱京剧很有才华，但因为出身，政审没有通过，他的演员梦无法实现。
我喜欢听母亲说话，但故事终有讲到头的时候，她就会要我去练琴。那时我在练肖邦和李斯特的曲子，其他学生要到十三四岁才去碰它们。这样的挑战让我兴奋不已。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我的脑海里还萦绕着母亲讲的家里的故事。她没有让学校里的男孩吓倒，我为她骄傲，对她的力量我打心里感激。她曾经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我相信她已经是那个艺术家了。我拼命练琴，想为她弥补她失去的机会，直到我征服了我练习的音乐，就像她征服了她的敌人。我练习的音乐成了一部关于我母亲的电影的配乐。
在我们家小小的餐桌上，母亲总会为我端上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热腾腾的饺子和酸菜猪肉。父亲下班时间很晚，所以母亲和我常常独自吃饭，而我会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在自动化研究所做接线员，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