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注意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一天晚上，在第112街和百老汇大街交界的书店，我站着读洛厄尔的诗集《海豚》。很多短诗的语言就像从真正的信件中摘出来的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猜测这些信件就是她写给他的。在描述读他的一封来信时的情景时，这个被遗弃的妻子在一首叫《记录》的诗中承认：“我想，我的心会碎一千次……”这一诗行为我啪的一声打开了世界之门。我为哈德威克教授和她的女儿心痛欲裂。但很奇怪，我那还摇摆不定的抱负却给了我安慰。这些尊贵的人像教授们和他们的妻子一样，可能对除夕之夜感到厌烦，可不会对被遗弃之事感到厌烦。如果我要当作家，我也知道这还要很长一段时间，也许，我也可以做得到——用普通的话语，写最有感触的事情，而不是使用特别令人费解、令人厌烦的不可思议的话语。
我把这点启示悄悄藏起来，认为这首诗是我的小秘密，却不知道洛厄尔决定出版这本书，如此大胆地使用哈德威克的信件，几十年来在朋友和同事当中早已成为丑闻。几十年了，也不知道哈德威克曾对洛厄尔说过这样的名言：“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这最终成了他的诗歌《结尾》的结束句。那时，我也不知道洛厄尔的自白诗和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激励了很多作家。说说发生了什么，这些作家都直言不讳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几十年以后，这个方向将引领我们把坦率变成了时髦，就和过去的谦虚和谨慎一样。坦率本身就成了一种文体，成了流通货币，从白天的脱口秀（我和我的鬈毛小狗有了性关系！我妈妈和我的数学老师睡觉！）到回忆阴道疼痛和赌博成瘾，一直在变化，一直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现在，作家所需要的就是一年一千亿字节，还有她自己的博客。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大学四年级，我才知道我可以读写作专业，或者至少是英语专业，而写作作为次要专业。知道这消息时，我到哈德威克的办公室去，问她能不能让我进她的小说班。当时班级人数已经满了，但看了我的作品后，她同意我去上高年级的导师指导课。
我自己独自一人和哈德威克小姐在一起时，每次都交给她四五页东西。有必要时，我就称呼她哈德威克小姐，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她坐在木转椅上，红褐色的鬈发垂在脸颊上，口红永远是新涂上去的。我看着她读完我的东西。她喜欢我写的东西，但并不特别喜爱。那里面没有足以让人喜爱的东西，技巧不够，生活经验也还欠缺。我写得很少，用食指费力地打出很短的故事。对我故事的长度，她时不时很幽默地发表看法。她说得不多；我怀疑那些会面有没有超过半小时，但我记得并没感到紧张，也没感到匆忙。她很快活，随时都会大笑，或者惬意地微笑。她很怜爱地谈论她的女儿，不时还就钱不够说些俏皮话。她那懒散的拖长声音说话的肯塔基口音令人很是陶醉，而她不经准备的评论则是一种表演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