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在关注我们，与此同时，我们对导师的关注投入了多少精力，也就能显露出我们能得到多大的情感力量。可是，从那些痴迷于其他作家的作家身上，你期待的是什么呢？痴迷是一种与职业有关的危险。或者说，我指的是与职业有关的必备要素？在写安妮·迪拉德的文章时，亚历山大·奇这么写道：“我跟安妮学习完以后，我就想像她一样。”他想要她的房子，她的车，最重要的是，他还没有自己写的盒装书，就像他喜欢的书店里她的盒装书一样。二十几岁的时候，西格里德·努涅斯和她的男朋友及他的妈妈——苏珊·桑塔格住在一起。在《桑塔格的规则》一文中，她极为详细地回忆了桑塔格过着作家和知识分子生活的详尽规则——努涅斯还列举了她学为己用的每一条规则。莫德·凯西的情况更为复杂，对她的影响来自作家约翰·凯西和简·巴恩斯——他们正好是她的父母——她承认，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想象自己长大后成为她父母那样的人。如果她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她就无法看小说，什么小说都看不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她读研究生的时候。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和他们的导师或者类似导师的人有如此复杂的关系。约翰·凯西，也就是莫德的父亲，认识彼得·泰勒后就因为参加大学社团而跟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那时凯西是个法学院的学生，暗地里选修了一门创作课。朱莉娅·格拉斯给长期做她编辑的缪斯德比·加里森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赞歌。她通过这首赞歌告诉我们，她晚年时是如何从一个画家变成一个小说家的。卡罗琳·西伊把影响归功于两个不太可能放在一起的人：一个是她二十岁那年给她上了三个星期诗歌课的英语教授；另一个是她爱戴的古怪的父亲——一个一直想当严肃作家的人。他做的最接近严肃作家做的事也就是到临终前，他已经写了七十三本色情小说。
接到我的邀请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告诉我说，她的导师是艾米丽·迪金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以及她从未谋面的几位当代作家。我回答说，也可以写那一类导师。欧茨对此的答复是一篇满怀抱负、富于启发的文章——《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作家影响散记》。这包括了关于她和唐纳德·巴塞尔姆及约翰·加德纳的友情故事，还有她孩提时代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迷恋。
其他作家的灵感来源更是非同寻常。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博耶斯五十几岁才开始写小说。他感激的人是意大利作家纳塔利亚·金兹伯格。那是因为罗伯特的妻子是个诗人，和金兹伯格有联系。住在英国的美国人伊夫琳·托因顿回忆了她亲爱的残疾母亲的痛苦。孩提时代住在纽约时，托因顿和姐姐每月两次到母亲那寒碜却满是书本的公寓去看她。母亲总是让她们看一大堆关于英国国王和王后的书和故事。阿农·格伦伯格中学时在阿姆斯特丹辍学，而他在文学上的觉醒相当离奇——既有趣又令人心碎——我都不愿意用一个句子来概括。埃德蒙·怀特对已故哈罗德·布洛基的描绘，背景设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同性恋区，为这本选集提供了唯一一位全方位展现的“恶魔”。尽管他是个“恶魔”，怀特还是承认，自己能当作家，还得感激布洛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