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讲了一次在监狱里被虐待的经历。那是因为他在一个大院子里劳动时抬头望了一眼远方（我打断问道，远方有什么东西，回答是远方一无所有，只有一片天空），被两个看守看到，他们端着上有刺刀的枪走过来，命令他跪下。讲到这里时他停住问我，你说这时候跪不跪？我说应该问他们为什么让你跪。他说根本不可能这样问，而是要迅速地跪下，因为稍有迟疑就要挨刺刀了。跪下后，他的两条胳膊被斜拉到脊背后上了手铐。摄影师告诉我，那叫二郎担山。然后，两位看守开始揍他。他们用枪托一下打得他耳朵下面的皮肉裂开。此时的哲学爱好者在沙发上重新做出二郎担山的样子，用嘴比划着告诉我，二郎担山时，腹部就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他们就用枪托反复击打他袒露的腹部，导致他很快就内脏出血了。
但他从来没有怨恨过。但他从来没有怨恨过。他不仅不怨恨，反而每天都在感受着一个人来到世间的欣悦。
他不仅不怨恨，反而每天都在感受着一个人来到世间的欣悦。他在参加挖土方的劳动时，会趁人不注意，扑到新鲜的泥土地上，亲吻它。他这样来表达天地生他的喜悦。
所有上述内容，都是我在他谈哲学的间隙，从他嘴里突然挖出来的。他主要的兴趣是谈哲学，兼谈摄影师作品的哲学含义。当他谈那些的时候，他的河南商丘口音变得特别难懂。他用了一个词仿佛是“快乐乐”，我们都觉得“快乐乐”似乎不通，但反复问他之后，听到他发出的仍是“快乐乐”这三个音。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我们的摄影师照片上的穷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快乐着，那快乐是一个压抑不住的巨大的东西，就像他在监狱里被武警战士打得内脏出血，耳根破裂，仍不能不快乐一样。这是我对他的“快乐乐”的理解，不知是否符合他的本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