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国际社会的礼仪必须注意。中国人吃饭或开会时，都习惯把手机放在桌子上，随时准备接电话看短信。在国外这一举止十分不礼貌，除非周遭的人非常熟悉。开会、参加论坛、聚餐、看电影，都是重要的社交场合，手机必须在静音状态，甚至看一下都需要向周围的人道声抱歉。在正式场合和西方人一起吃饭，若把手机放在桌上，吃着吃着接个电话，对方会感到不被尊重。这时候旁边另一个老外可能会拍拍他的肩膀：“中国人都这样，别介意，Welcome to Beijing。”这是英语的幽默，适用于老外因文化差异感到莫名惊诧的时候。
也许你还想知道，一个每天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记者，怎样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对方的信任？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能解释清楚。当我与某大国首相初次见面，如果我能一口气说出一串我认识的与他同一党派的议员，他就会觉得很亲切。工作多年，我的采访对象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重复性和关联性，转来转去，都是那个小圈子，在我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脉关系图。很多时候，关系就是润滑剂，关系就是效率。
一次我采访福特汽车董事长、福特家族继承人比尔福特，当时他还是公司CEO。那时汽车工业已经开始不景气了，见面以后，他不大愿意多说。我说：“昨晚我和John Thornton一起吃饭，还聊到你。”果然，闻听此言，他立刻两眼放光，很激动地问我：“John也在北京吗？他会待到什么时候？”
John Thornton何许人？约翰桑顿，前高盛全球总裁。与他初次见面是在我25岁生日那天。那时年轻爱热闹，过生日喜欢呼朋引伴，老朋友又带新朋友，一个普通聚会没留神搞成了百十人的大Party。在一位好友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他。不久后他辞去高盛职务，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任客座教授，年薪1美元。桑顿在美国很有影响力，他是耶鲁商学院校董，后来又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布鲁金斯学会是华盛顿最大的智库之一，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和麦凯恩经济团队中的重要人物，都出自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一度是奥巴马驻华大使人选。
桑顿中学时代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寄宿高中霍奇基斯（Hotchkiss School），并和低他几级的小兄弟比尔福特结为死党，据说一直很罩着他。现在桑顿还是福特汽车全球的董事。由此说来，当我提到他的大名，福特两眼放光也就不足为奇。他立刻坐下来专心接受采访，那天我们聊得非常好。
还有一次对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的采访，依靠的也是私人路径。我认识她妹妹，并且见过她的父亲。她父亲从事航运，那时家族每年都会在上海定两艘巨轮，请国家领导人剪彩。那天晚上，我们的《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直播到22：00整，和她的采访只能约到22：30，她真的在百忙之中为我留出这个时间段。我去接她，见一列浩浩荡荡的车队停在梅地亚中心门口，风尘仆仆。戴耳机、配微型冲锋枪的美国保镖列队护卫。专访结束已是深夜，她只剩下4小时休息时间，第二天一早还要参加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在24小时之前，我才和她在纽约的妹妹通电话安排了这次采访，效率真是很高。
在当下这个社交网络极其发达的时代，和某人取得联络并不是很困难的事，而且国际上的精英人士普遍愿意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利于他们开拓中国市场。不容易的是，如何能够在新闻事件爆发后迅速找到事件中心的人物，对方还能欣然为你提供信息。
记者就像侦探，需要积累一大批“线人”，三下五除二找到关键人物。这种事经历多了，会觉得所谓“大片”里演的重要场合、惊险事件其实都挺假，属于“闭门造车”。还是等我退休以后，按照小时候最喜欢的《丁丁历险记》的路子，写一部中国记者版的《钢钢奇遇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