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黄老收到了一封信。来信的是一位江西人，探问他的一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去的叔叔的情况。黄老回信说，那位烈士很英勇，在对敌作战中牺牲了。之后他对家人说：“为了安慰问询者，我没有对他讲真话。那是被自己人杀了呀！”
第二次是1932年10月，上级撤销了黄克诚师政委职务，调任营政委，同样降了五级。
1932年初，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之前，在田村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黄克诚，指责他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不服，在会上同批判他的人发生激烈争论。部队渡过赣江后，一边行军，一边继续组织对他的批判。军政委贺昌多次找他谈话，说服他认错。黄克诚竟回答说：“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
黄克诚将军以后回忆说：“贺昌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共产党员，他同我之间多次因意见不合而争论，但从不因此而打击报复，该争的争，该配合的照配合，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
同年10月，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黄克诚再度被批判。因为他直言王明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上级认为他的态度不好，不适宜带兵，撤销了他第三师政委的职务，先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不久又解除他宣传部长的职务，将他下放到教导营任政委。
1933年4月，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
1933年9月间，蒋介石纠集了100万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以上。这期间，黄克诚向军团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建议。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屡次向上级建议而不被采纳的情况，他恳切地请军团领导出面向中央建议，请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红军。
彭德怀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赶出红军了。”
黄克诚说：“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说：“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地说，很快人家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地说：“如果继续照这个样子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第三次是1935年，任团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随军反省。后担任侦察科长，降了一级。
1935年2月，红军长征攻占遵义城后，黄克诚找了一大堆报纸，研究分析半年来的形势。他了解到，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大多被打散，许多著名领导人相继遇害牺牲或下落不明。
他联想到，红一方面军在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很大损耗，长征后，到强渡湘江时，主力部队折损过半；此后又经一路苦战，两夺遵义，又有伤亡和减员。他认为，红一方面军再也经受不住这样巨大的损耗了，他深感珍惜当前尚存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应尽力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为中国革命保存火种和骨干。
他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由于他长期以来被视为右倾，这次同领导的谈话又被误解。上级怀疑他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认为他不适宜继续担负领导工作，尤其不能再带兵了。
于是，黄克诚再次被撤销职务，让他随军反省。经他一再请求，后来任命他担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第四次，是任教导营政委的黄克诚被撤职，当一名普通战士，成为3万名红军士兵中的普通一员。
红三军团进到西昌的时候，袁国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书记张闻天做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王平上将回忆说：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就是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我只是听人讲在行军休息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