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弱、幼成为当地人群的主体，中年妇女则成为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的脊梁。这是当下我国农村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造就了一个世间少有的奇特现象：城市的快速开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互吸引；城市里丰厚的开发成果却与廉价的开发者无缘。但即使是这样，五光十色的城市还是成为缺少土地、收入拮据的农村人的绝对诱惑，吸引着乡村男女成为它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者。与此同时，户籍的阻隔排斥了农村人口共同迁居城市，造成多数情况下一方出走而另一方留守家中。像罗颂春这样的“留守妇女”和同为“留守儿童”的她的一对子女，在峡口村比比皆是。正是他们这个庞大的群体，构成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那个占全体儿童21.72%比例的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留守妇女”的数量。
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数已高达13 181万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推算，这些人中已婚者有10 600万人，扣除举家迁移的约3900万人，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00万人，以70%为男性计算，“留守妇女”则有4700万人左右。这个推断数字与国务院农普办的统计数字不相上下。
老弱妇孺成为我国农村独特的新人口现象，对于农村人口的这一现状和人群结构，有学者以“386199”部队来形象地比喻这一独特的社会群落：“38”指代妇女，“61”意为儿童，“99”（重阳）则代表老人。从“以人为本”、和谐家庭、和谐农村、和谐社会等层面来看，“386199部队”现象，特别是“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现象，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性进程和结果。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新农村”就是一个美丽空洞的“乌托邦”。
王志玲，是我在村子里意外遇见的第二个年轻人，这一年20岁。她的脸蛋红润，体型丰满，从内到外散发着一股青春的气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她只读到初中二年级便辍学，跑到比敦煌更远的青海省格尔木打工，学烧电焊。由于劳动强度大，技术性强，算上加班加点每月能挣一千二百元，这让她的父亲惊叹不已，这个数字是他在家里干一年农活的收入。因为家中正值农忙，她辞了工回家帮忙，等农闲了就准备再次出去闯荡。我从心里佩服这个外表文静而内心刚强的小女子，却也为她早早辍学而感到惋惜。她对我说，并不后悔当初辍学，像她这样的家境，继续读书或者想成为大学生，只能是一生的奢望了。她宁可在外面闯世界，为家庭分忧解难，这是她做女儿的责任。只是在外面见多做多之后，自己也知道文化不足的缺陷，她准备等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就边打工边补习文化，尽可能地充实自己。我问她有什么进修意向，她说想学电脑或会计，只要是对将来工作、生活上有用处的都在选择的范围之内。
王志玲的情况是一个另类现象。她取代了正值壮年的父母，独自挑起了外出打工谋生的重担，而把父母留在家中操持传统的农牧业生产。从峡口到青海的格尔木，这个遥远的空间距离所产生的孤独与畏惧，不是一个妙龄少女所能长期承受的。无论那里有多么大的诱惑，都不足以让王志玲托付自己的终身。她还告诉我，一旦挣足了钱，她还会回到河西走廊，因为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乡。我不知道她“挣足了钱”的标准是什么，也没好意思问她，生怕引起不必要的尴尬，但我相信她的话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