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那天丹增的状态不好，还没到C2就撤下来了。从望远镜里能看到美国队几个队员正从C2艰难向C1下撤。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昨晚C1营地美国队有14顶帐蓬被风暴撕碎，有两套装备被吹落在冰裂缝里。攀登队长阿旺扎西说山上的风至少每妙35米。
21日早上的风依然很大，我拍照片时，甚至连三脚架都放不稳。那天晚上开会根据体能将队员分成A、B两组，决定A组队员22日吃过中饭出发，25日冲顶；B组晚一天出发，26日攻顶。
22日那天上午九点时，登山队临时开会，桑珠说我们从美国队那里买来的瑞士气象预报表明27、28日两天会更好些，出发的日子被延期两天了。方平这一阵感冒咳嗽的厉害，就趁机撤到定日县城去吊水。不像以前，现代登山因为有了卫星天气预报而使登山成功率大增，但天气预报的使用都是有偿的，国内的还算便宜，每天3800元，在拉萨出发前，我们队在气象局共买了十天。
那天傍晚，能看到卓峰巨大的山体一直隐云里雾里。22点上C3修路的协作才回到营地，他们说山上的雪没到膝盖，山坡上有明显的流雪，怕横切时引起断裂层雪崩，只能下撤。雪，又下了一夜。
23日是在一天的等待中度过的。24日一早，浙江“山鸡”因为夜里起来小解受了风寒，也下定日吊水去了。因为天气，上山的计划又推迟了。
那几天，山上所有的队伍都在看着我们，因为只有我们队那些协作有能力将最难的路段修通。确实，近年来，登山学校的影响力日渐强大，以前外国队登8千米级山时，只请夏尔巴人，现在外国队伍里的协作一般来说，至少有一半是登山学校毕业的学员。
兰巴拉山口吹来的风雪在营地里肆虐了一夜，仿佛要将帐蓬掀开一样。25日早晨的天气看起来比昨天还要坏。据从山上撤下来的协作说昨天夜里，C1上一共被吹烂了5顶帐蓬，杨春风队也损失了一顶。
我走到营地后面，看到营地唯一的水源也被冰冻了。本来，我们队的协作准备这天上C2修路的，后来和山上的美国队通话后，桑珠决定派出8位协作将C1的帐蓬也全部拆除，这意味明天冲顶的计划又要改变。
但好消息，是方平回来了，他说定日县城天天阳光灿烂。
26日早晨，虽然还有风，帐蓬里也只有零下4度，但雪停了，营地里开始有了阳光，整座天空就像被水洗衣过一样干净、透明。
我漫步走到一个小山坡上，看到路边有座用石块垒起的坟，坟上有一块用铁皮做成的墓碑，上面用英文刻着遇难者的名字和年月：1961——2003年。那天，抚摸着那块墓碑，再看着下面的营地，我的心，慢慢开始充满了一种类似悲壮和悲伤的感觉。对于这些遇难人本人，说实话，我对他们只是有种惺惺相惜的那种遗憾，因为我们是自愿来的，我们都是成年人，因为我们都怀揣着同样一种梦想，死也就死了，本身并没什么。但如果设身处地想到死者那些远在家乡的父母、妻儿们当初在接到这个死迅时，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一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愧疚起来，我知道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妻儿，每天都是在一种关心和担心中度过的。那种愧疚感，以前从没有过。去年我准备攀登慕峰时，只是有次在饭桌上，对家人随口说出这个那个决定的。没有商量，没有考虑到妻儿会有怎样的感受和想法。我开始觉得，下次一定要改改这种自我的坏毛病了。那天早晨，有那么一刻，想家的念头就像一缕清风一样，在空谷中开始飘荡不绝。此时，下面的营地清新的，就像被水洗过一样。
过了一会，我咳嗽了起来。因为前一天早晨风大，我在严寒中拍照片的时间过长，以前冬泳时留下的慢性咽炎复发了。昨天下午就开始咳嗽。这次咳嗽一直等到了成都才痊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