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面对听众和媒体侃侃而谈、声嘶力竭，为了凑足两个小时的讲座或能有在报刊电视上露脸的机会。我现在已不再为自己说过的话后悔，脸皮锤炼得比较厚了。可有时也扪心自问：这是我要说的话吗？是在夜深人静时所想的？它与自己的创作有关吗？是我作品的必要诠释吗？它与文学的现状有关吗？
我不像那种思维逻辑缜密的人，我的思维总是跳跃断续、不太连贯，忽东忽西。也就是说，我属于那种比较不会说话的人。可是，文坛的那些能说会道者，他们的小说究竟怎样？多少与他们的如簧巧舌成正比？他们又是否说出了他们小说创作的真正奥秘？
一个作家已经在他的作品中尽悉表达了他的思想，如果他有思想的话，他的小说会让人一目了然；没有思想，也会一目了然。作家的肤浅和深刻并不在于他能说什么，而在于他能写什么。写作是一个十分微妙也十分神奇的过程。有时候——或者几年后，我重读自己的小说时，里面的那些精彩之处（包括句子），自己都觉得怀疑：这是我写的吗？我能想出这样的句子？写作是充满了神性的一种精神活动，写作是神示。
但是，如果陶醉在这种神示之中，那就很难有所作为了。
小说是一种多么艰难的现实写作。它除了语言（就算还包括情节和细节）有某些神灵的恩赐外，其他的获得几乎全靠对现实的参与，并不是如古代诗人的一次饮酒、一次送别、一次登山或荡舟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几十个字就能把你送上巅峰。
作家对现实的参与是迫不得已的，哪怕这个作家有高蹈人生、超脱尘世的生活趣旨，心中多么想远离现实与现世，可生在这个时代，作为作家，他必须将自己交给与现实有关的一切。就算是写历史题材和科幻作品的小说家，莫非他仅像古代诗人采撷大自然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写作活动吗？他还是得在现实中大量地收集资料、研究问题，对现实做出他的判断和把握，表达他的看法：抨击或者赞美。历史和科幻作品同样是现实的投影。
作家正在参与着时代的进程，这种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就是作家作品的深度与厚度。所谓参与，除了亲身的体验，也有思想的体验。就像钻头，有的钻进去了几千公尺，有的只是打了口小井；有的钻头十分钝锈，在浮尘中转动，看起来很有阵势，却是唬一般平头百姓的。
参与和投身有区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也有许多并没有投身（身赴延安的或是地下党另当别论）。参与更多的是精神与思想的投入。
作家在无可奈何的仇恨和欲望中，在身不由己的职业活动中，与现实拥抱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