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因为银行办得红火，吴鼎昌还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5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后因“奉旨”调查上海“纱交风潮”牵扯出了孔祥熙、宋霭龄，惹怒了蒋介石，事后被免去实业部部长的职务，发配到偏远的贵州做了7年省长。在这7年间，吴鼎昌继续发展经济实业。可是不知怎的，后来他又得罪了蒋介石，最后连省长的官也丢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吴鼎昌去了香港，不久就发现身患癌症，最后在香港病逝。
在“北四行”中，大陆银行既有政府背景，又不缺专业人才，各地分行也一个个开展起来。上海分行别出心裁，偷师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把学校储蓄当做重点工作来抓，分别在大学、中学设立服务网点，以办理奖学金、开办子女教育储蓄金的方式招揽了很多储户。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银行被公私合营，1952年关闭。
至于中南银行，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开业不久，便争取到了钞票发行权。不过，“发行钞票”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能降低银行成本，方便筹措资金，另一方面也容易因控制不好发行量而引发挤兑风潮。所以，这件好事，中南银行没有独享，而是在召开董事会分析讨论后，决定联合金城、盐业、大陆银行成立“四行联营事务所”，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这样一来，中南银行不仅规避了风险，还取得了稳步上升的业绩。
日军开始大举侵华后，中南银行没能逃脱厄运，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到战争结束也没有缓过劲来。新中国成立后，除中南银行上海总行被收归国有，中南银行的香港分行却保留了下来，直到2001年被并入香港中银集团。
不同于“南三行”的是，“北四行”形成了联营的运作机制，也就是上述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共同倡导成立的联营联盟，“南三行”则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
“北四行”形成之初，其实只有盐业、金城和中南三家银行在1921年达成了联营协议。后来，大陆银行总经理也意识到，在政局动荡、金融风潮频发的情势下，银行间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联盟，密切合作，相互扶持，各家银行才能真正强大起来。于是，到了1922年，大陆银行也主动参与联营，原来的三行联营从此发展成为四行联营，即“北四行”。
在当时的社会，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大银行的联营，无疑是一种强强联合的银行经营方式。四家银行签订联营协议后，随即成立了联合事务所，并创建了一个联合准备库。因为联合事务所本就是为发行钞票而成立，所以，联合事务所下辖的准备库，主要职责就是办理中南银行钞票的发行、准备金的存储及钞票兑现等事务。因四行已经联营，那么发行钞票之事就由这四家银行共同负责，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发行钞票要承担的风险，还壮大了四家银行的声势。自此以后，社会各界都认为“北四行”是稳妥可靠的商业银行，信誉度很高。到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前夕，四行联合发行的钞票总额已仅次于中国银行，这为“北四行”其他业务的开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另外，联合准备库创建后不久，“北四行”又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金融组织，即“四行储蓄会”，以实行联合储蓄。这种联合储蓄与一般商业银行的储蓄有着明显不同，它是由四行担负保本保息之责的一种储蓄形式，存款人为普通会员，他们不仅能够在存款到期后取回本息，还能在年终时获得银行的分红。对于储金的运用，四行储蓄会有着严格的规定，即只允许用其开展国家或地方有确实基金担保的债票购入或抵押、各繁盛商埠的房地产押款、生金银及国外货币押款及以该会储蓄证为抵押的贷款等业务。在四行储蓄会成立后的许多年里，“北四行”的储蓄业务都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