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每当我父亲号称在战争中见过世面时，他所指的并非战争期间，而是战后那段日子。在俘虏营里他被集合去搬运战利品，有一次在汤里发现一块显然已经腐败的骨头，他实在太饿，就啃了那骨头。第二天就得了痢疾，身体在很短时间内瘦到只剩四十公斤。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郊区一个临时伤兵医院里度过四个星期，那儿的状况我几个月前还一无所知。父亲从未谈起那四个星期的遭遇，每当他叙述从前的经历时，总是从苏联人放他走的时候开始，“因为我已经一点用也没有了”。
一个红军把我父亲和几个奥地利人送到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边界海恩堡的多瑙河支流马尔赫河边上。
“奥地利人，再见了，多保重！”这是红军对他们的告别语。至今，当父亲陷入沉思时，还会喃喃自语地嘟囔这话。
从这儿回到福拉尔贝格还得经过三个星期的时间，那是一场艰辛之极的跨栏赛跑。父亲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从苏联占领区到美国占领区所需要的证件。申请证件需要照片，他不愿意照相，因为洗出相片需要十四天工夫。想家想得厉害，所以他希望逮到机会非法过境。遇到有人家给他床铺睡觉，他会拒绝，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有虱子。他睡在客栈里撞柱球的球坑里或者农民家的草堆上。
在乌尔法尔等了六天后，几个福拉尔贝格同乡帮助他躲在一辆红十字会车的座位下越过多瑙河到了利恩茨，这儿是美国占领区，美国人给他做了除虱措施。
这时他也拍了照，因为利恩茨有个快照摄像师。所以就有了那张他在钱包里放了近六十年的照片，可惜几年前那张照片遗失了。
过了因斯布鲁克他在火车上第一次遇见了沃尔福特老家人，他向他们要了面包。他在劳特巴赫下车，遇到一位表兄，因为父亲的模样消瘦，还有那一头短发，表兄起先完全没能认出他。这位表兄陪伴他一直到家。
离家这么久之后，父亲的感觉我想象得出。连我都难免这样，我从维也纳回老家，每当火车通过阿尔贝格大隧道后，我看见窗外一个个小火车站的站名时，心中便觉亲切欣然，好似那些站名是一首诗里的一部分：朗根、瓦尔德、达拉斯、布拉茨、宾格斯、布鲁登茨。
父亲是在9月第二个星期到家的，那天是9月9日，日头已经不那么炎热，日光也不那么灼灼逼人，在收获梨和苹果之前，第三拨干草也该收割了。到了10月他重回学校读书，读商业学院毕业班课程，就好像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
当时没有人知道的是：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再也不对外界敞开自己了，这件事已经一了百了。在伤兵医院里他一定发过誓，如果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他要一辈子守在家里，他的返乡之路实在是太艰难、太缓慢、用的时间太长了。他放弃了原先读电气工程的计划。事实改变感觉。
我还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每当说起度假这个话题时，家里总是闹得不愉快，父亲老说，沃尔福特对他来说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外出旅行度假。当时大家认为这些话明显是他懒惰不想动的借口，而事实上部分真是借口，不过仅仅是部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逐渐明白，父亲拒绝远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心灵所受到的创伤，而心中隐藏着的事永无结束的时候，我也理解到，父亲在家的行为因此表现出他所表现出的样子。他所有的防护措施都旨在帮助自己不再陷入险境。那样的怀乡之苦他不想经历第二次。
这真是种罕见的讽刺，他在许许多多年之后陷于一种境况，每天都想回家——因为他忘记了他在家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