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观止》入选80篇外国美文，也就是说，选用了80篇译文。我对译文的要求比较高。我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至本世纪初，先后在京、津、沪四家文艺出版社出版过文学译作。我追求的是神译，厌恶拘泥于原文的洋腔洋调、诘屈聱牙的句式。
关于文学翻译，在1992年春天，我和诗人、报告文学家、翻译家徐迟先生于深圳西丽湖度假村有过一次交谈。徐迟译过莫德的《托尔斯泰传》、荷马的《伊利亚特》、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司汤达的《巴尔玛修道院》、《雪莱诗选》、梭罗的《瓦尔登湖》，故对文学翻译很有经验，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说，翻译应追求等值。既然是文学翻译，首先要有文学性。他推崇林琴南的译文。他说，一个美籍华人和一个美国诗人合译的《唐诗三百首》，首首有不妥之处。翻译应正确表达原文的内涵、意境和神韵。这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从花径上踱过来，加入我们的闲谈。三人一起议论、比较梁实秋、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曹未风、方平、朱生豪等名家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优劣。大学者王元化先生对莎翁作品很有研究。他眼镜片上闪烁着夕阳的余晖，转身对徐迟说：“朱生豪的译文好，是因为他母语水平高，中国古典诗词烂熟于心，故笔下文字融会贯通，翰墨飘香，很传神，念起来琅琅上口。你叫他完全忠实于原文，风格就没有了。”徐迟点头首肯。我听着他们的谈话，更坚定我神译的主意。编本书时当我实在找不到理想的译文，只好采用自己的译作，例如屠格涅夫的《树林和草原》。
我对编入本书中不同时期的译文略加润饰，以期更符合今日汉语的表达方式。每篇译文后都注上译者姓名。少数找不到译者名字的，只能暂付阙如。
四
写作要独特，编书也要创新，需独辟蹊径，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它才有存在的理由。犹如一片原始森林，万木迥异，千花齐放，百鸟争鸣，彼此互补，相得益彰，方能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繁荣局面。我在几百字的题解和导读中，一般不作平铺直叙的介绍，总要点明作者的写作背景、指出他的写作方法、描叙他的生活细节、记述他的创作特点，尽量做到对正文有所补充、有所丰富、有所延伸。故写一则五六百字的简介和艺术分析，往往要看作者几十万、上百万字的作品和关于他的传记，这才能统观全人，寻觅到简洁的语言，精确概括他的创作风貌。我希望我的导读本身具有文学欣赏价值，能真正起到绿叶配红花的作用。
试举朱德《母亲的回忆》为例。朱德母亲于1944年2月15日辞世。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悼文，回忆他母亲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宽厚待人的一生，回忆他母亲种田、喂猪、养蚕、挑水、担粪、做饭、缝衣的一生。他母亲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母亲的代表。母亲去世了，他很悲痛。他誓言继续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以此报答母亲的深恩。紧接着我点明这篇悼文的时代背景：“1944年春天，正当苏军大规模反攻把入侵德军全部赶出苏联领土、盟军即将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中国抗战敌后战场开展局部反攻、已现胜利曙光之际，人民子弟兵的总司令，为报母亲深恩，发出了这样的心声，立下了如此的誓言。”
再以司马迁编撰《史记》为例。我在司马迁《报任安书》导读中，介绍他“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一带，踏访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历史人物故事以及许多地方的风俗民情。这种到大江南北的游历，这种为编写《史记》作准备的文化考察，后来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离开书桌、跋山涉水、写作《文化苦旅》的崇高典范。”这样打通古今，拉近距离，会使读者感到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