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8日，丁玲对中国作协的复查结论提出保留意见。她说，结论第一项历史部分说“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对此“我不能同意”，“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任弼时同志亲自审查了我的这段历史，作了书面结论，认为没有问题，结论经过毛主席审批。1943年我在党校补充交代的一点事实，没有推翻我过去交代的事实，也不曾改变事情的性质；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以这一补充交代来否定或修改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正确结论”。她“再一次请求组织上根据历史事实”，“确认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能成立”，“确认1940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
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的审查结论认为：丁玲“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
丁玲已经感觉到历史问题结论的复杂性，她又找了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廖井丹说，“历史结论根本不需要重做，就是1940年的（结论），因为中组部并未提出问题。而全部只是作协闹了些名堂，其中1956年的结论，是没有经中组部批了的。他说已经决定历史（问题）由中组部处理，叫我们放心。我们可以经常催催就行了。”
但是中组部的意见也非如丁玲所愿。8月3日下午，中组部干审局两位同志约丁玲谈历史结论，陈明在当天日记中说：“他们仍维持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我们表示不同意，应恢复1940年的结论，将再写材料申述。”8月7日丁玲又给中组部写了申诉材料，8月13日陈明日记说：“我有一个感觉，我们是在路线斗争中的战败者、幸存者，不是战斗英雄。”
丁玲不同意历史问题结论，掌权者就不给她恢复党籍、户籍和工资待遇。
6月20日，戈扬、张凤珠来通知丁玲，第四次文代会计划在7月举行，要她作一发言。丁玲第二天致函“张僖同志并请转作协党组”，要求尽快恢复组织生活，“像1958年以前的两次文代会一样，明确地是以共产党员作家的身份参与会议。因为既然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澄清，不存在敌我性质的问题，‘丁陈反党集团’根本不能成立，右派属于错划，改正结论中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和行政级别，恢复我的政治名誉，那末便应该如此。只是现在我的改正结论中关于历史部分尚在重写。对此，我已在今年6月8日呈交的书面材料中再次申述过我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考虑、采纳和及时处理，俾能早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6月24日丁玲再次写信，抬头是“中国作协党组并转报中宣部”，要求确认自己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文代会。两次写信都无回音。
6月底，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丁玲接到通知，要她参加政协第33组的党员会议。丁玲将信将疑，走进会场时她问召集人周而复：“我没有走错地方吧？”周而复热情地回答：“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周而复后来回忆说，第33组是一个大组，以文化界人士居多，大多数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站出来的，我担任组长，“根据这个组的党员名单，她被通知出席一次党小组会。”让丁玲出席会议不是周而复个人的决定，政协会议已经确定了她的党员身份。会后，丁玲激动地写出《“七一”有感》：“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一位记者来采访时见到此文，拿去发表在7月1日《北京日报》上，中国作协颇为不满，说是向他们施加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