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六七月间，丁玲写了《检查我作品中的“中间人物”》、《八年来的改造》等文章，或批判或检讨。
红卫兵来农场串联之前，“文革”大火还没有烧到她头上。7月丁玲、陈明还随邓婉荣去七队参加麦收，在场院用耙子翻晒新麦，布置俱乐部，画光荣榜。8月上旬丁玲腰疼病复发，回到场部。
9月，红卫兵来串联，农场造反派开始斗争“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丁玲难逃罗网。他们被勒令搬出招待所，住到场部最简陋破旧的八委，那里是1958年为解决转业官兵住房困难，突击抢建的草棚土墙简易住房。丁玲、陈明那间草屋只有7平方米，低矮狭小，一铺炕占去一半，一伸手就够得到纸糊的顶棚，唯一的家具是一个小炕桌。陈明在两侧墙上钉了两个小木架，一个放两人的衣服、杂品和书籍，另一个放碗筷。其余杂品装入两个破木板箱子，放到小院原来的猪圈里。还有一点钱，陈明藏到小院厕所盛手纸的盒子里，一堆手纸下面，他想，那里最安全。
搬家时陈明的腿脚烫伤了，不能行动，只有邓婉荣来帮忙，她找房管所来修炕，自己把炕烧干，动员几个家属来劳动了半天，拣走院子里的碎砖瓦块，把坑坑洼洼的地面搞平整些，又要她小姑子找了几个装化肥的厚纸袋，让丁玲在窗户外边做一个卷帘，冬天挡御寒气。
陈明烫伤好些了就去上班，丁玲坐在家里读《毛泽东选集》和一部借来的《鲁迅全集》。路上没有人时，她也出去走走，四处望望，听听远处大喇叭里广播的新闻。陈明下了班，给她捎回几张传单和一些听来的消息，小声地发一些议论，他们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
风声越来越紧，造反派开始抄家，“天天快黑的时候，就等着吧，今天晚上不晓得哪一个来！听到村子头上有狗叫就知道，来了！”“开始，我们还扣着门，人家一拉，门就坏了，后来就干脆不关门，你们来也省事一点”。来人戴着棉帽子、墨镜、大口罩，进来就翻东西，手表、半导体收音机、交流收音机、照相机、闪光灯、人参、自行车、手镯、150元现金，值钱的东西都被抄走。“文革”后落实政策时，一些贵重物品下落不明。
一天下午，一群中学红卫兵拉丁玲去文化宫广场批斗，戴上高帽，画了鬼脸，挂了“大右派丁玲”的牌子。陈明的工作单位就在文化宫楼上，他听见一阵阵“打倒丁玲”的口号声，心急如焚，却不敢从窗口向下观望，下班后急忙赶回家，丁玲在炕上躺着，没有洗去脸上的黑墨水，平静地说：“我就是要留给你看看，他们把我糟蹋成什么样子！”接着，批斗、陪斗越来越多，并发展到殴打，陈明回忆：“她曾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踢伤腰骨，半个多月下不了炕；她曾被从台上推到台下，摔在地上，脚背肿得好高，找不到药，托熟人到兽医院才弄到一点药敷治。这些她都无言地忍受了。我每次问她，她总是淡淡地说没有什么。邻居见她这样受折磨，都同情她说：‘唉，过这种日子倒不如死了好。’可是她反倒宽慰人家道：‘怎么能死呢？再苦也得熬过去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