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做解放区文艺状况报告说:“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其次,王力的《晴天》、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丁玲来北平参加文代大会筹备工作,有人问起周扬压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一事,并说这里也许还有宗派味道,丁玲为周扬做解释说:“周扬同志偏爱民族形式,而我的形式不够好,语言也不新颖,同时周扬同志对那时土改,也受有某些左倾影响。”丁玲在开文代会时也同周扬说了,“他当时不置可否。后来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时,他也这样解释这件事”。一个“偏爱民族形式”,一个“受左倾影响”,周扬认可。
丁玲对于赵树理小说的农村气息、农民语言很服气,后来多次讲过:我们的小说还是写给文化人看的,限于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赵树理的小说是真正写给农民看的,她1984年2月29日与陈登科谈话说:“50年代那个时候赵树理反对我们,因为他是写老百姓的,写群众的东西,我们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是洋的。赵树理对我们是这样看法的,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们的文学了不起,你们那是交换文学。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好,为什么呢,我的作品你读,你的作品我读,还是在这个文艺界的圈子里边,没有走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赵树理我并不是说他是了不起的作家,他的思想不是太高的,但是他写农民确实写得好,他的东西就比我的东西能到更多的群众里面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要改电影就难得很,好几个人要改电影,我说你们改不好,不要改,改到电影上没有味道了,因为它没有一个离奇古怪的故事,电影更要讲故事性。但是赵树理的作品可以随便编评剧,编歌剧,编地方戏,我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到山西长治去,那里的人都知道赵树理。我们在这点上应该跟他学。赵树理批评我们是交换文学,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文学还是交换文学,还是在这个文艺圈子里,你说我好,我说你好,你捧我我捧你。”讲到解放区代表作家时还是把赵树理排在第一位。但丁玲对于“扬赵抑丁”很不服气,说过:“创作方法是没有一定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各人走自己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别人的方法再好,我也学不来。赵树理的那个方法我学不来,他写《李有才板话》,我就不会写板话,我怎么能学赵树理呢?我是凭我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各方面的修养,我的学习总结,总之,是凭我自己的感受来写的。你是凭你的。我们两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你可以写得好,我也可以写得好。不能说你那个方法对,我那个方法不对,我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即便周扬真的是因为偏爱民族形式,并受到左倾影响,他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问题上的态度,也实在显得狭隘。
一部反映重大现实题材的作品,免不了有毛病,丁玲就是想找个懂行的人提提意见。无论作为被信任的老朋友,还是晋察冀文艺工作的主管,周扬总该给作者以鼓励、帮助、指导,这部小说写好了,也会推动晋察冀的土改工作,也是晋察冀文艺工作的成果。丁玲找了周扬,让她心寒的不是周扬的意见而是周扬的态度。王林1947年11月24日日记说:“周扬看完丁玲新作的长篇后,认为其中一个地主女儿写的成问题。于是丁玲对出版问题感到悲观牢骚。”丁玲会按周扬的意见把黑妮修改好,却没想到周扬会将小说一棒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