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初到陕北，并非处处受到礼遇。她说：“那时我对红军的生活，连队党的组织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红军同志对我这个人也的确不了解，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又说：“1936年的时候，知识分子到陕北很少，红军还不大懂得团结知识分子，如果上面没有命令，知识分子在这里是没有人管的。虽然毛主席下了命令，可是事实上是没有人管我的。我也没有带介绍信。”那时她还不懂得介绍信的重要，以为毛主席打了招呼，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还要介绍信，没搞过这一套嘛，因为我在上海走的时候，冯雪峰也没有给我介绍信啊，他只告诉我：中央来电了，同意你进去。我也不懂到了保安要到中组部去报到，下来的时候也要带个组织关系介绍信，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
丁玲的境遇其实很正常，部队行军打仗，非常紧张和危险，女同志来，近乎添乱，而且红军战士们也不知道这个著名女作家到底是干啥子的。在革命的实际中，文人的特别敏感和格外自尊正是需要纠正的——当真正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不会那么敏感于别人怎么对待自己了。丁玲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萧军1940年9月28日日记说，丁玲向他抱怨说，初次上前线时常常感觉到冷漠，“但是她忍受着，不乐意向任谁去诉苦，也不乐意分谁的恩惠”。但是从丁玲那一时期文章中流露出的，都是热情乐观、昂扬振奋的情绪。她很快就明白了“上前线看打仗”不是想象中那样浪漫，现实是严酷的，她要努力改变自己的习惯，适应军旅生活，尽快融入红军之中。不改变自己，就当不了红军。
每天早晨天不亮口笛便吹响了，丁玲赶紧起来忙乱地收拾铺盖和零星物品，赶在队伍集合之前在大路上等着，晚上“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呵”！她紧紧跟着队伍，一天走六七十里，一直走了8天，没有掉队。
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的驻地绍沟沿，是个靠近沙漠的小村子，一条小沟里散布着几十孔窑洞，吃水用水，都是积存在水窖里的雨水和雪水，里面有枯树叶子、碎纸头、破布片、驴粪羊粪，即便这样的水，每天除了做饭饮马，每人也只限用一小盆。
看大家都在忙着，丁玲去找杨尚昆要求分配工作，“李伯钊说，不好给你分配工作，你又没有介绍信。我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她说，毛主席并没有信啊，也没有中组部的信啊，也没有介绍啊！……后来杨尚昆说，你是不是上定边看看啊？成仿吾在那里。我就去了。”
红军高级指挥员里，丁玲最亲近的要数任弼时，他们同岁，又是同乡。任弼时听说她骑的是匹跛马，就说他有两匹马，让丁玲选一匹。丁玲说我不懂好坏，随便你给哪一匹。任弼时牵过来一匹说：这匹马是驮行李的，老实，不欺生！那是一匹枣红色的草地马，谁看了都羡慕。丁玲1937年4月写的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描写了一匹枣骝色的马，“全身一个颜色，只有鼻子当中一条白”，是政治委员“从草地得来的”，“多好的一匹马”，大概就是此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