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托我的事情是要把你被捕的消息报告给蔡孑民先生，这，我当时在草坪上这一头（你同另一位同志在那一头）向我后来的老婆（天津女师学院学生）大声说，“报上已登出蔡先生他们营救丁玲”，就是说给你们听的，难道你没有听见么？我是说出叫你放心的。那天的事情真是突然！我万没有料到，在报纸上刚看见的被捕失踪的老友丁玲，竟出现在我的身边，那位同志扔给我一个纸团，真把我嚇了一跳。第二天我在写给夏丏尊先生的信中提到在南京偶尔看见了你。事实上，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被捕而且被带到南京去了。……
昨晚同小潘谈了三个钟头的过去历史，非常痛快，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谈谈。
韦丛芜所说“报上已登出蔡先生他们营救丁玲”，是指5月23日蔡元培等38人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信中说到的潘应人，1908年生，潘漠华的弟弟，上海左翼文学青年，原名潘恺霖，因仰慕同敌人搏斗牺牲的应修人，改名潘应人。
丁玲没有给韦丛芜回信，她不愿意同不明底细的人、给国民党干过事的人谈论那件让她在延安审干中吃过苦头的往事。韦丛芜未见回信，又听小潘说丁玲对他有误会，便于1952年5月1日再次写信解释说：
我对你只抱歉我没有力量帮你忙，你也只托我把你被捕消息告知蔡孑民先生，我当时在草坪上已经侧面转告（在草坪另一头）你，蔡先生已经知道，并已经在营救了。你写的那一小块纸，抒情的成分多，与政治毫无关系，那是不必让任何人看的东西。我保存了七年，（我可以凭着一切发誓，）最后我经商由重庆到上海时才留交给重庆家人辗转遗失了。
丁玲仍然没有回信，但是韦丛芜的两封信她却一直保存着，那里边有一些涉及她的历史的重要资料。
6月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出现了。他跟丁玲讲了一些实情：“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他还说：“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并表示：“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6万元钱，供你出国。”
徐恩曾讲了大实话，又说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他对丁玲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丁玲很奇怪，叛徒汪盛荻已经告发了她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徐恩曾还这么说？她细细琢磨终于明白，他是不想把事情做绝，让双方都有回旋余地。
1984年6月24日沈醉致丁玲信中，对她被捕后未遭杀害也做过解释，说当年反动派“对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随便杀害，是有八个字的原则，即怕‘社会舆论、国际影响’”。丁玲去世后，陈明为了编校《魍魉世界》，曾在1986年10月11日偕王增如探访沈醉。他住在全国政协宿舍一个普通的单元楼房，黑红的脸膛，花白的头发，虽然年过古稀但身体很好，只是茶色眼镜片后，一只受伤的眼睛转动不大灵活。谈到国民党特务抓捕丁玲一事，沈醉说：“丁玲同志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很大，还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还有外国人的声援，国民党反动派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