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信里，丁玲的情感越来越炽烈，语言越来越大胆。雪峰则理智、矜持得多，家庭的责任、左联领导者的身份都约束着这个共产党员，他不喜欢她尽说些“糊涂话”，丁玲把“那些糊涂话的信就只好写了又扯，扯了还要骂自己”，但是“在心上却实在不能将那些话死去，还是要想雪峰”。她不能不倾诉，又不敢尽情倾诉，小心节制着，担心“有一点使雪峰觉得说过了分”。但是她更希望“假如雪峰能稍稍诚实点，能喜欢我点，我是只有更感到这生的意义的。雪峰，想到你那样子，有时真有点恨起你来”。她为她和雪峰未能走得更近些深深惋惜，甚至“有点悲哀”：“我总是这末觉得，我们两人都有点虚伪，我们都骗了自己，尤其是你，假如我们不是这末为一种并不必要的理性拘束了自己，我们一定不是现在的情形，我们可以更了解许多。……我实在曾经骗过自己，骗过自己可怕的感情，我勉强把自己骗过来了，或是我不承认这结果在我是合算。想起来真有点悲哀，恐怕我们永远就这末在一种可笑的情感之中，随着时间拖下去，拖到更难于接近的地位上了。”造成这样的结果，“雪峰，我想是该你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丁玲对雪峰除了情爱，还有深深的崇敬，因为敬佩而爱得更深，她对雪峰的话始终有服膺之心。雪峰是最早对《莎菲女士的日记》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莎菲》太消沉了，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更不愿意丁玲沉落在那种情绪里，他希望丁玲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在给雪峰的信中说，“冰之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冰之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雪峰说过假使冰之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那雪峰就不会爱冰之。正为了这句话，使冰之怕，怕失去这可贵的爱，冰之装也要装成一个有希望的人”。由于雪峰时常“严厉的鼓舞”，责备“近来的懒惰”，丁玲便会因为“起来得太迟，一个好的上午让它空过了”而感到“心里最难过”，决心“下午我一定要开始写文章了”。雪峰是抽打懈怠的鞭子，是丁玲不断向前走的推动力。所以有人认为，胡也频之死对于丁玲确然是一种巨大的刺激，但加速丁玲转变而左倾的却是雪峰，他对丁玲的影响更大。
工作的热情，特别是在雪峰领导下工作，让丁玲从丧夫别子的愁苦中走了出来。她振作自己，按着雪峰期望的样子去生活，除了编辑《北斗》，她还努力创作，那是她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
1931年7月，她开始写《某夜》，小说记叙了一个“忠实而又努力”的“热情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夜与二十几个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的场面，显然那是胡也频。但是小说没有完成，“后来因为别的事便又搁下了”，直到第二年6月才把它续完。这“别的事”不仅指《北斗》，还因为她先要写完《田家冲》，这是从湖南一回到上海就动笔的，写大革命失败以后知识青年在农村发动革命的故事，是在家乡得来的素材，母亲有好几个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并在马日事变之后遭到屠杀，他们的故事深深震撼了丁玲。在1931年4月那篇自序性的《从夜晚到天亮》中，丁玲写到，“稿纸铺在桌子上，还只写了12页，才写到天真的、农家女幺妹和那三小姐坐在土屋前讲过去童年时候的事。她于是继续写下去，写大哥这时在不远的地方修田坎……”这稿纸上写着的就是《田家冲》，写地主的女儿三小姐从城里来到乡下，住在农家女幺妹家里，悄悄开会发动农民斗争的故事。从情节看，那时《田家冲》已经写好了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