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限于引用毛的话时，我不清楚这些话是否真的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抑或是他保留了自己的观点和把自己隐藏在毛的话的后面。除了邓之外，在场的还有外交部长和十多名中国干部，因此他必须估计到，对毛思想的任何偏离，即便是很细微的偏离，也会被报告给他的对手，即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那个集团。
不过，邓的讲话仍然坚定而有力。在讲话时，他几乎是不间断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且很艺术地使用离他一米多远的痰盂。吐痰时颇有响声，但看起来像是一种享受。不断地抽烟绝不是精神紧张的表现，但显然他有吸尼古丁的嗜好。我估计他每天的消耗量至少是三包。我在这方面是内行，因为我自己也抽这么多。
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过分自律，以至使人看出其个人的弱点，对此我总怀有好感。10年后，当我于1984年在北京再次见到邓时，他和当年一样抽那么多烟。他根本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他显得更加自主。但就是在当时，即1975年，他的形象也是令人敬佩的，尽管他的个子不高。
邓的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条理清楚。他先是解释毛关于新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之所以不可避免，根子在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膨胀唤起了莫斯科的野心，使它走上追求世界霸权的道路。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比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冒险性，特别是因为他掌握的军事实力远比其前任掌握的强大。
当邓结束谈话时，我回答说，他和毛都无须使我们意识到对苏联的担心，德国人没有忘记苏联使我们的国家处于分裂局面。尽管如此，我们不怕遭到进攻，北约时刻准备着保卫欧洲，它的实力是可观的。毕竟，苏联人知道，正如毛昨天也指出的那样：在战争中，最终胜利者多为防御者，很少是进攻者。
在估计苏联扩张欲望这个问题上，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不过，我们本来也没有这个打算。邓说，中国人不相信能维持10年、20年或者30年的军备均势。莫斯科通过1963年的核禁试条约，1972年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和通过197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晤——勃列日涅夫和福特为进一步准备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而进行的会晤——赶上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在某些领域苏联甚至已占据优势。几天以前，毛和他大概也向亨利·基辛格——当时是福特的国务卿——讲了同样的看法。军备竞赛将继续下去，不会有力量均势。像毛昨天所强调的一样：不论战争是在10年以后还是在30年以后爆发，战争的起因将总是来自苏联。
邓完全坚持毛的路线。有意思的是关于战争方式的那一段话。他说，一场常规战争要比相互进行核打击这个可能性大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未来战争的目的是：占领国家，控制人民和获取原料。这一切同事先进行一次核破坏是不相容的。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常规武装力量是特别重要的。
在邓对形势的判断中，苏联太平洋舰队显然起着重要作用。它相当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三倍。另一方面，自美国从越南撤出以来，亚洲的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不过，日本依然处于苏联的压力之下。
邓十分详细地论述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用担心苏联会直接进攻中国，因为苏联充其量只能占领大城市，但它不能占领广大农村地区，没有一个俄国人会重犯希特勒的错误。莫斯科追求的更多是从政治上控制中国。早在1958年，克里姆林宫就想通过建议成立苏中混合舰队司令部把中国的海岸置于其控制之下，因为这也意味着，把苏联的基地建立在中国土地上。自那时以来，由于爆发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