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活动引人注目。他那种狂热的反共迫害运动似乎吸引了很大一部分普通老百姓。我对此感到恼火，因为在我看来，此人像是狂妄自大的马拉式人物（让·保尔·马拉（1743~1793），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政论家、学者——译者），而他提出的指控又使我想起了纳粹党。麦卡锡主义的狂热对他的许多同胞来说是危险的，但并未影响我对美国的热爱。
在这第一次美国之行中，我个人的一次经历是我在德卢斯的亲戚给予我的慷慨款待，在那里我度过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当我抵达火车站时，一大群年龄大体相同的表兄弟和表姐妹（均为二等亲）带着他们的配偶在那里迎候。表姐妹们都自称是该市年轻的贵妇，并依次吻我。我的舅舅、姨妈们对我的迎接虽不完全如此过分，但也非常热情。25年之后，我作为联邦总理偕妻子又去德卢斯待了一天。那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整个家族的成员都到了表兄菲利浦·汉夫特家里，在一个宽敞的大屋子里相会。不过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此期间都已满头银发了。
原来，1950年我受姨妈玛丽安娜和汉堡家族的委托来到这里，目的是向亲戚对寄给我们的邮包表示感谢。人们向我打听德国的情况，但没有一句为纳粹罪行和战争而进行指控的话，这场战争曾使许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奥古斯特舅舅领我去看他自己领导的一个工厂，这是一个小小的简陋的铸铁厂。这个厂约有15至20个工人和职员，看来养活整个家庭绰绰有余。令人神往的是，那里停放的汽车数量完全和那里干活的人数一样，即每一个人拥有一辆汽车！这样的事当时在我们德国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实上在我们这里，小人物的摩托化是到70年代才发展到了一个可以与之相比拟的水平。
他们想必是看到我很惊奇。无论如何第二天舅舅向我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他说：“就留在这儿吧。我们安排你到工厂工作。我们也有一间空房子给你，你只需让洛姬和苏姗来就行了。”这又是美国人那种令人清新的，自发的慷慨精神。我们不能做出离开德国的决定，虽然当时我们在汉堡是四家人同住一套四间的房子，这是相当令人沮丧的。同这些亲戚及其子女们的友谊至今仍保持着，尽管这些亲戚与我不过是有同一个曾祖父而已。
50年代，特别是在我1953年当选为联邦议员之后，我与美国又增添了新的友谊。当时我初次结识了亨利·基辛格，他是哈佛大学研究战略问题的青年副教授，后来这种关系变成了可靠的友谊。在那些年代，我还结识了罗伯特·鲍伊，他后来在肯尼迪的国务院领导计划司。我还见过赫尔曼·卡恩、唐纳德·布伦南、威廉·考夫曼、汉斯·贝蒂、爱德华·泰勒、罗伯特·奥斯古德以及罗杰·希尔斯曼。我开始理解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作用，了解了奥本海默（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原子物理学家，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后出任美国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1949年出于技术和道义原因，强烈反对制造氢弹，从1953年起被当局禁止接触有关原子能的机密资料——译者）的悲剧。特别是我明白了国会的运转方式，它完全不同于德国联邦议院，也有别于英国下院。
在周游美国期间，我体验到艾森豪威尔总统那种平静、沉着的威望。他结束了朝鲜战争，把美国士兵接回了家。1953年6月，他对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没有进行干预，匈牙利事件时他也表现谨慎。他尊重实际上存在的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但他不允许莫斯科胜过美国人。我信赖他，也信任他的均衡的对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