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战争结束和战争后果的想象比后来出现的情况要可怕得多。1946年到1947年这个冬天是令人绝望的，一座座城市被摧毁，成百万的难民又从东部地区涌入，人们饥寒交迫。但在1946年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在斯图加特发表的一篇演说又给德国人展示了希望的前景。近两年之后，美国顶住了斯大林对柏林的封锁。这时，我们看到了美国领导人承担的政治和军事风险，我们对那些“空投飞机”的驾驶员们深表钦佩。从这个时候起，德国人把希望和信任转向了美国人。
对美国，我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打开了眼界。从1945年底到1949年夏，我在被炸得破烂不堪的汉堡大学学习时，真正用于学习的时间很少。对我们老兵来说，要完全认真地过大学生活并与教授们相处，也有点困难。当然也有例外，对有些教员我们是非常尊敬的。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谋生，另一部分时间是学习政治。1945年底我开始接近社会民主党，不久便正式加入了这个党。我余下的时间用于普及知识。感谢恩斯特·罗沃尔特（恩斯特·罗沃尔特（1887~1960），德国出版商，战后以出版廉价书籍而闻名——译者），是他在德国出版了一系列廉价书籍，使我们这一代人终于能读到外国的现代作品。我读了沃·惠特曼、特·德莱塞、辛·刘易斯、厄·辛克莱、威·福克纳、托·沃尔夫、斯·菲茨杰拉德、威·萨罗扬、欧·海明威和约·斯坦贝克等人的著作。我被这些作家的丰富作品及其力量所吸引。
如果我们口袋里还有点钱，我们就去哈通大街一个冷清清的小剧院看戏。女经理伊达·埃雷以最原始的道具，但用优秀的演员（包括她本人在内）给我们演出一些当代外国的剧作。桑·怀尔德的《我们又一次幸免于难》的演出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这出戏中，希尔德·克拉尔（希尔德·克拉尔（1917~ ），联邦德国著名话剧演员——译者）——扮演了扫地女工的角色。
在1946年饥饿的冬天，我们每天靠896卡路里的热量过活。但姨妈玛丽安娜不断从德卢斯的亲戚那儿收到邮包，并在喝咖啡时让汉堡本家族的所有成员分享邮包里的东西。美国显然是一个神话般的国家，而美国人无疑是一个慷慨大方的民族，从乔治·马歇尔和马歇尔计划到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市奥古斯特舅舅，都是慷慨大方的。
从战争结束到联邦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动乱不定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尽管充满着饥饿和贫困，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精神上却得到了伟大的解放和发展。当这个时期快结束时，有两件事特别丰富了我对美国的认识。第一件事是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当时在双占区担任经济局长的路德维希·艾哈德随着货币改革把绝大多数购物证和食品卡取消了。这是经济上的重大行动。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对此我在大学里只是听说过，并且仅仅是抽象地理解，而不可能真正想象这是什么样子。对我们来说，直到那时为止只存在有黑市。一支美国香烟竟值六个帝国马克。为了一筐土豆和一个面包，我的妻子要织几个通宵的毛衣。
一年以后，我以1946年的日本货币改革和1948年的德国货币改革为题，写了毕业论文。我明白，日本的货币改革是在物质供应极端不足的情况下试行的，因此不可能不失败。我也理解到，两年后德国进行的货币改革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马歇尔计划为其创造了前提。在德国改革的幕后人物中，有一个美国青年叫爱德华·特南鲍姆，很不公正地没有为德国人所知道。实际上他是美国政府和德国专家之间的联系人，很有智慧。特南鲍姆少尉出生于纽约，是波兰犹太移民之子。在德国的经济史上，应当为他树立一个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