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不久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军代表把我 们召集起来，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要保卫毛主席，现在却是毛主席保卫了你们，还保卫了红色江山， 等等。然后就向我们传达说，出了林彪事件，要我们注意盘查 行人（我们在边境上）。散了会后，我有好一段时间心中不 快——像每个同龄人一样，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我是喊过 的。当然，军代表比我们年长，又是军人，理当在这件事上有 更多的责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知青娃子实在 难管，出了事先要诈唬我们一顿，这也是军代表政治经验老到 之处。但是这些事已经不能安慰我了，因为我一向以为自己是 个老实人，原来是这样的不堪信任——我是一个说了不算的反 复小人！说了要保卫毛主席，结果却没有保卫。我对自己要求 很严，起码在年轻时是这样的。经过痛苦的反思，我认为自己 在这件事上是无能为力的，假如不是当初说了不负责任的话， 现在就可以说是清白无辜了。我说过自己正在寻找积极的结 论，现在就找到了一个。假设我们说话要守信义，办事情要有 始有终，健全的理性实在是必不可少。
有关理性，哲学家有很多讨论，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 它的关键是：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像我姥姥当年对待亩产 三十万斤粮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 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 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不过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从实际上看， 一个扯谎的人什么都能编出来。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 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直到碰 上了钉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还以为自己真能 保卫毛主席哩。
我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起码在插队时是这样的。 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果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 向领导要求回城养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说我的情绪有问题。 这使我猛省到，当时的情绪很是悲伤。不过我以为人生了病就 该这样。旧版《水浒传》上，李逵从梁山上下去接母亲，路遇 不测，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对宋江讲述了这个悲惨 的故事之后，书上写着：“宋江大笑”。你可以认为宋江保持 了积极和乐观的态度，不过金圣叹有不同的意见，他把那句改 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圣叹的意见，因为人遇到了不幸 的事件就应该悲伤，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当时的情形是 这样的：虽然形势一片大好（这一点现在颇有疑问），但我病 得要死，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理由悲伤。这个故事这样讲，显得 有点突兀，应当补充些缘由：伴随着悲伤的情绪，我提出要回 城去养病；领导上不批准，还让我高兴一点，“多想想大好形 势”。现在想起来情况是这样：“四人帮”倒行逆施，国民经 济行将崩溃，我个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简直该悲伤死才好。不 过我认为，当年那种程度的悲伤就够了。
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 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 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众所周知，人 可以令驴和马交配，这是违背这两种动物的天性的，结果生出 骡子来，但骡子没有生殖力，这说明违背天性的事不能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