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 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 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 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 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 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 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 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 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 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了“仁 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 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 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 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 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 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 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 完全变狡猾，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作一比较， 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 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 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 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 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 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 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 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 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 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 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 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作修改，所以冯先生 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 冯先生已作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 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
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湮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 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