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祖母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因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人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地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庭的成员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总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一九七八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有了工作，我考上大学，外祖母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即使那些迫害过她的人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一九八三年外祖母辞世，一九八五年父母离休，一九八七年父亲患癌，两年后我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馀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顽强茁壮。真正苦的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之躯，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往往连狱警也感动含泪。
七
一九九五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漂泊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她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灵深处。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又匆匆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