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父亲讲，镇江县监狱中通信是受到限制的，必须经过看守主任的审查——即盖上一个“审查讫”的图章后，方可寄出。为此，父亲想方设法“买”到了一个“外役”的职位，并利用这一能够在高墙下“自由”活动的便利，趁看守主任不备，偷偷地在事先买好的信封上，一一盖上了“审查讫”的大印……
父亲胜利了！——他不仅屡屡将自己的作品畅通无阻地寄往狱外，而且直到离开镇江县监狱前这批盖有“审查讫”的信封还没有用完。他万般得意地告诉世人：“我不能不感谢国民党的监狱，它为上海文坛制造了一个所谓的‘亭子间作家’——自愿投奔到左联大纛之下来的小卒。”
当然，在此期间也曾发生过一次“有惊无险”的意外：父亲的这些作品寄出之后，大多是通过左翼文坛的朋友代为办理的，一直以来从未有过差错。不承想，一位名叫阎哲吾的老同学却差点“好心办了坏事”——可能是此公颇为欣赏父亲写的一部名为《癸字号》的剧本吧，居然购买了一本刊有该作的《中华月报》寄到监狱中来。殊不知父亲的这一作品属于“纪实文学”，在镇江县监狱中确确实实有着一间被犯人们称作“鬼子号”的“癸字号”牢房，它是专门给病犯住的，是地狱中的地狱。
监狱当局恼怒了，他们对各个牢房进行了突击搜查，并将犯人们隔离审讯，甚至严刑逼供，以期寻找出一些线索来。那位看守主任则心中有数，他悄悄地找到父亲：“真人不说假话，你也别瞒我了！……告诉你，典狱官面前我可是替你搪塞过去了。这种事要是认真起来，非钉双镣不可！”毕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曾经拿过父亲四十块大洋的他，好歹卖了个人情。
一提到这件事，父亲就一个劲地摇头，埋怨这位外号为“一折五扣”的阎哲吾缺少“幽默感”。是啊，对于父亲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他在这场“斗智”游戏中耍弄了一番敌人来得更痛快、更得意呢？
当年一位化名为“瞿史公”的学者看来非常了解父亲的性格，他在《剧坛外史》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白尘在‘医院’里，没有喝下自己有脑病的医生所开的药方，他一面留心‘生活’，一面研究文艺，同时便努力写作。等他出‘医院’时，社会虽然还没有变动，但他却已成为文坛上的一员新将了！”很是幽默，也颇符合父亲的性格。
的确，在父亲的眼中，人生就像是一个大舞台。它上演的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这完全要靠自己去“选择”了。于是就像是饭甑打碎后连头也不回的那位高士，父亲永远目视着前方，永远笑傲着未来。即便有点回忆留下来，也全都是诙谐和幽默，全都是笑声和欢乐，唯独没有一丁点苦难的痕迹——
他所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明明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但是在父亲的记忆里，留下的偏偏是田汉校长的教诲：“艺术家不妨生得丑，但不可死得不美。”于是乎男同学们一律颈扎蓝色大领结，女同学们一律肩披米色绸围巾，大家手持四色校旗，口呼“南国万岁”，威风凛凛地“西征”杭州，表示出在野者的狂放和艺术家临“死”前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