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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是要流血牺牲的。徐锡麟携带他的左膀右臂陈伯平和马宗汉，举行安庆起义，以及随后秋瑾的遭遇，已有太多的描述，这里说下秋瑾就义的梗概：
1907年7月10日，秋瑾从报纸上得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的起义失败并被杀害的消息。她手拿报纸，失声痛哭。有人劝她暂避他处，并为她联系了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她都坚定地拒绝了。秋瑾非常镇静地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秋瑾在大通学堂被铺，很快就在绍兴轩亭口就义——那是1907年7月15日。她“坚不吐实”，但有一说，秋姑娘并没有在就义前写下“秋风秋雨秋煞人”。
徐锡麟起义时，妻子王振汉带着两岁的儿子避居乡下，后成功躲过追捕，逃到了日本，幸免于难。
皖浙起义宣告失败，但那是给清王朝的灭亡添了一把沉重的稻草。
徐锡麟就义后，孙中山先生撰挽联一副，哀悼徐锡麟：“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见《徐锡麟史料》第113页，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1986年8月印）民国成立后，黄兴曾到安庆大观亭内的望华楼凭吊英烈，并撰有一联：
登百尺楼看大好河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
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徐锡麟到安庆后，与孙中山先生有无书信往来？《徐锡麟史料》在附录中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见《徐锡麟史料》第132页），信中有“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旨，坚忍不移，可敬可羡”云云。而民国史学者杨天石、伍立杨等，都曾指正“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是伪作。我查阅《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2006年11月第2版），亦未见收录此函。徐锡麟被捕后，在供词《排满宗旨》（见《徐锡麟集》第84页）中曾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这是他在强调“是我一人干的”、“不可拖累无辜”的语境下所说的话，应该是革命党人保护同志的做法。伍立杨明确提出，是“当时清廷伪作孙中山致徐锡麟书信，欲以此获取更多情报，徐锡麟乃以此语断其妄想”（见伍立杨著《中国1911》第13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那般专制、腐朽、没落、黑暗的王朝，早该推翻摧毁了。我愿意引用学者伍立杨高度概括的话：“清廷官僚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慈禧及其拥趸集团是万恶之源，是民众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清廷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独裁专制和文化殖民地的命运，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见《中国1911》第136页）在今天，我是一个“渐进改良”的主张者，但回到历史的大地上，那时改革改良如同朽木之雕，显然已经无法赶上革命的步伐；不换那朽木是不行了，而革命就是要换掉木头——到后来辛亥革命已是摧枯拉朽，各地的光复，并没有想象的艰难。历史选择了革命，辛亥革命终究是成功地推翻了清帝之统治，从而建立了中华民国。
改革可以走向共和，革命同样可以走向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