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他们付钱遣散他，他则带着美丽的新娘去了牛津，好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令人费解的十七世纪德国文学。然而两年后，安恩小姐已经身在古巴，而渥太华一名从事编码工作的俄国年轻人身上暴露出的内幕，使得拥有史迈利这种经验的人再度变得炙手可热。
这份工作充满了新鲜感，面临的挑战难以捉摸，在最初的时间里史迈利乐在其中。但更年轻的血液正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也许还顺带着更为新锐的思想。史迈利不再具备晋升资质，他逐渐看清自己从未青春过便已步入中年，他现在已经——以最体贴的方式——被束之高阁。
万事更变，今非昔比。斯蒂德–阿斯普雷已经离开，从新世界逃到了印度，寻求另一种文明。贾比迪死了。就在1941年，他与年轻的比利时无线电操作员一同在里尔登上火车，自此二人再无音讯。费尔丁转而献身于对罗兰的研究——只有麦斯顿还在。麦斯顿，职业外交家，战时纳入的新成员，部长的情报顾问；“第一个人，”贾比迪曾经说过，“第一个在温布尔顿打权力网球的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以及美国人采用的孤注一掷措施，改变了史迈利所在组织的整体性质。斯蒂德–阿斯普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他不可能再在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室里边喝波特酒边对你下指令了；一小撮领取低薪的高素质人才发挥的业余作用，已让位给重大政府部门的雷厉风行、官僚主义以及阴谋诡计——说白了，幕后支配的就是麦斯顿，这个衣饰华美、有尊贵白发和银色领带并享受爵位的人物；麦斯顿，即便是秘书的生日也能铭记于心，他的礼数在女人堆里口耳相传；麦斯顿，一面满脸歉意地扩张着自己的帝国，一面满心遗憾地搬进了更为宽大的办公室；麦斯顿能在亨利镇举办出色的家庭宴会，也能依靠部下的成功上位。
战争时期，他们把他这个专业的公务员从正统部门引进，他擅长处理文书，并且能通过臃肿的官僚机器汇聚众人才智。能够跟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打交道，这让高层很是受用，而且这个人不仅能让任何颜色简化为灰白，还能穿行于他熟知脾性的上司当中。在这些方面他确实做得颇为出色。他们喜欢他为自己的交际圈致歉时的羞赧，为属下的不轨行径辩护时的伪善，以及应许诺言时的灵活机动。他不愿抛掉作为一名情报员身披斗篷暗藏匕首的优势，而是助上瞒天过海，对下耀武扬威。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甚是怪异。他并非特务机构名义上的领导者，而是各位部长的情报顾问，斯蒂德–阿斯普雷老是把他形容为“大太监”。
对史迈利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廊道是灯火通明的，成员是聪慧年轻的。他自觉死板且落伍，一个劲儿地怀想着骑士桥那边残破的连栋房屋，那里是一切发生的起点。他的相貌似乎能够反映出一种衰退的迹象，他比以往更为弯腰驼背，更像一只蛤蟆。他眨眼的频次提高了，而且获得了“鼹鼠”的昵称。不过，他那初出茅庐的秘书对他青眼有加，自始至终把他称作“我亲爱的泰迪熊”。
史迈利现在的年岁已经不适合出国了。麦斯顿说得很清楚：“怎么都好，我亲爱的朋友，十有八九是因为你在打仗那会儿东钻西跑四处搜寻，所以现在可就蔫了。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吧，老伙计，也好让咱自家的火烧着。”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乔治·史迈利会在1月4日星期三的半夜两点，坐在一辆伦敦出租车的后座上前往剑桥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