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作为一个感性的人，长时间的背井离乡只会加深史迈利对英国的深爱。他饥肠辘辘地用牛津学院的记忆去喂养自己；关于它的美好，它那合理的闲逸，还有它做出判断时不紧不慢的成熟姿态。他憧憬着在哈特兰德码头度过秋风瑟瑟的假期，在康沃尔郡海崖上长途跋涉，期盼着海风的吹拂让脸庞变得光洁温热。这曾经是他的另一重秘密生活，而他现在则日渐厌憎新德国下作的侵扰，那些身穿校服的学生的跺脚以及叫喊，那些骄傲自大的疮疤脸及他们口中吐出的粗俗应答。他同时也非常怨恨那些教员胡乱干预他研究的项目——他钟爱的德国文学。然而在1937年冬天的一个恐怖夜晚，史迈利站在窗边，遥望着校园庭院里的盛大篝火：几百号学生围聚四周，他们的面容在跳荡的火光中闪现着狂喜的神采。他们往这异教之火里扔进了上百本书籍。他知道这些书的作者是谁：托马斯·曼，海涅，莱辛，还有其他诸位作家。史迈利汗湿了的手环拢住香烟末端，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内心汹涌着怨恨的波浪，同时，也暗自庆幸确切知晓了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
1939年，他出没于瑞典，作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瑞士小型武器制造商的信用代理人，他巧妙地构建了自己与对方的合作历史。此外，他的外貌也能奇妙地进行变更，因为他发现自己所能实现的变化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发型的简单改换或者一小撮胡子的增添上。整整四年，他来来回回穿行于瑞士、德国和瑞典之间，常常改头换脸。他从来没有想过，心中的畏惧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的左眼会在神经紧张时感到疼痛，这症状于之后的十五年内持续存在；他那肉乎乎的脸颊以及额头上扭曲的皱纹同样会犯这种毛病。他饱尝无法安睡、无法放松的滋味，他无论白天黑夜都能感觉到心脏一刻不停地跳动着，他那顾影自怜的情绪扩大到了极点，种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欲望会骤然袭来，包括对女人、对酒精、对运动以及对药物的欲求，只盼这些能够移除生活中的压力。
在这种状态下，他同时操持着可靠的生意和间谍工作。随着时间推移，情报网日渐成熟，其他国家开始弥补之前欠缺的远见和准备。到了1943年，他被召回本国。还没过六个月，他便嚷着要重出江湖，但他们不再让他走了。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斯蒂德–阿斯普雷说道，“现在就是训练一些新人，抽点时间休息下。结个婚，或者什么都好。放松就是。”
史迈利向斯蒂德–阿斯普雷的秘书安恩·塞康姆小姐求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