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晴。
一早，约上汪建来到新建成的纪念碑前。
纪念碑用谷地里的碎石垒搭成，1.2米高，呈金字塔形。东北方向一侧，五块金属牌一字排开，上面分别刻着五名遇难队员的名字、出生年月及肖像：林礼清、雷宇、卢臻、杨磊、张兴佰。刘炎林没有采纳老王的建议，让碑面向西边的希夏邦马峰，而是面向东北方——那是队员们故乡的方向，温馨的寓意：让托体雪域的他们能够回望故乡。
按藏族习俗，在纪念碑上挂了经幡。碑前点燃藏香。
打开二锅头，洒向碑前的碎石上，默默三鞠躬。
纪念碑沐浴金色晨光，抛光的银色铭牌闪闪发亮。无言站立着，逐一辨别铭牌上激光打印的头像，阳光强烈反射，只能辨认出头像的轮廓。
冷色调岩石、碎石，不锈钢铭牌显得很冰冷，与四周环境协调。激光打印的头像散射温暖的色彩，却又显出生命的活力。
端着相机拍摄纪念碑、铭牌，试图把每个铭牌上的肖像拍下来作纪念。在数码相机显示屏上查看照片效果，激光打印的头像不容易对焦，效果不理想。继续贴近了拍，再打开相机显示屏，竟惊讶地发现，铭牌上出现的是摄影者的清晰身影！出现了我自己的影像！
五块铭牌似五面镜子，反射着活人的影像。
我愣住了！
陷入沉思。
雪山环绕的纪念碑前，我突然醒悟到：魂归雪山的五位学子不再是人们所理解的、所赞许的、所惋惜的或所责难的对象，而仅仅是五个已经消逝的生命。生命的消逝竟然是如此突如其来，让人不由得想探究它的去处。
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换位思考：假设铭牌上的名字是我，假设死后会有另外一个意识存在，王石的灵魂是否会后悔攀登希夏邦马峰的行动？倘若王石的灵魂能够选择彼岸和此岸，又会选择哪里呢？天堂、地狱或者人间，哪里才是我们灵魂的归宿？
我迷惑了，因为我还活着。
登了那么多的雪山，感受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感受从死神手中抢救回山友生命的喜悦，感受亲手掩埋遇难山友的悲痛。我曾体验过极端恶劣环境下对死亡的默许，亦经历了濒临死亡时，临近“天堂大门”的美妙……我以为，这些经历足以让我坦然面对死亡。
“我思，故我在。”意识到死亡，人才开始学会思考，也才开始成其为一个个体。如果没有死亡，我们一生中就能经历到无限多的东西，也会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经历。人类就会像永远不长大的孩子，不在乎时间、机会甚至所有一切。因为没有死亡，我们将有无穷多的时间、机会和可能性，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失去价值。
死亡的确定性，使得每个生命成为唯一和不可重复的，从而具有了严肃的意义，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为之思索。生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珍惜时间，珍惜机会，因为事物有了价值，我们心中建立了一个衡量体系。
站在纪念碑前，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这两天我这么投入地参与山鹰社立碑？又来到碑前反复徘徊？山鹰社五位遇难山友带给我的心灵冲击，不仅仅是缅怀他们的死亡，还有反思生命的价值——如何使活着更有意义。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人非神灵，神是完美的，无所谓得到，无所谓欲求，也无从谈论神的意义——因为神意不可测。对于人来说，神的意义就是神本身。
人又非动物。动物生命的意义就是存在，进而繁衍——延续存在，它们没有野心。
相对于神而言，人是有缺陷的。人曾经将自己的意义归结于神。人生一世种种努力，是为了印证神的存在，增加神的荣耀，回到神的怀抱。
相对于动物而言，人是有野心的。人总是不安于现状，试图创造出生命的意义，而且不停追问生命的意义何在。
人同动物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我们将自己视为一种有理性的动物、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类是永不满足的，总是在满足自己一些需要的同时，又觊觎着新出现的需要。每个人都有许多新的、不确定的或非特定的目的。人用自己的智慧来发现新的需要，这点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其他动物的智能只是用来获得它们所需要的东西。
于是我们会看到，动物经常重复做一种事，并在这一种事情上极有把握。雪鸡妈妈带着小雪鸡觅食，乌鸦要跟雪鸡抢夺食物，候鸟迁徙，鳟鱼洄游，大草原上的各种动物要获取食物，逃避天敌，寻找配偶，繁衍后代……
而人总是野心勃勃，不满足于生存和繁衍，甚至不满足于奢侈。我们不停尝试和探索，最初我们学会了利用雷电赐予的火种，不满足，又学会了钻木取火，这还不够，于是发明了灯，还是不满足，然后是爱迪生经过上千次失败的试验，才制造出一个可以照明45个小时的电灯——我们在某一个事情上犯的错误比动物多得多，但绝不会因此放弃，而是始终向前。
攀登珠穆朗玛峰，33年里失败了15次，死亡十多人，犯错的代价不可谓不大，才换来了第一次成功。可究竟攀登珠穆朗玛峰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认为这徒劳而危险，毫无意义。但人类就是这样，追求温饱、追求富足、追求舒适、追求安逸，可一旦拥有了舒适和安逸，又要寻找“对我们天生的舒适和安逸的解药”，要“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关系的责任、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进程的青春年少式的拒绝”（大卫•罗伯特《犹豫时刻》）——我们的野心，可真不知足啊！
然而正是这种不知足的精神，推动着人类创造了文明社会，创作了莎士比亚戏剧和《唐诗三百首》，提出了《相对论》，向往民主和自由，登上了月球，有了电影和互联网，还走到了连当代社会伦理都不能忍受的边缘——可以运用基因技术创造出新的生命，抢走了原来专属于上帝的“职责”。孔子和耶稣时代的人们，甚至达 •芬奇和莫扎特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今天的人类是如何使用互联网，如何运作华尔街的金融系统，但毫无疑问，孔子那个时代的人和今天的小学生一样，都是人类——不安于现状、不停探索的人类。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终其“一生”，都呈现它们本来应该是的那个样子，“被安排于”某个固定的位置。只有人类，始终是一种半成品，保持一种开放和不确定的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尊严塑造自身”，既可以堕落到与野兽为伍，也可以升华自己，与有神性的事物平起平坐——一切都由人自己来决定。
如黑格尔说，人非其所是，是其所非。
我非我所是，我不是我天生所是的那个中国人、汉族人、男人，我也不是被生活环境决定的那个王石、万科董事会主席、业余登山家或者前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轮值主席；我是我所非，我是我所不是的东西，是我尚未成为和希望成为的东西。
如果真的有创造人类的神，我们应该感谢他把人类塑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是一种永无止境地更新自我、超越自我边界的能力，是否定我们之前所是的东西的能力，是不断选择和否定我们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的永恒倾向。
只有人类，才会从觅食发展出烹饪，从遮风避雨发展出建筑，从繁衍发展出爱情。我们不屈服于残酷的自然环境、生活和压迫，不停唤醒自我的勇气和对自由的向往，追求美好的生活，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命，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用数千年时间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从饥寒交迫到富足，从被奴役到自由，从愚昧到思想的解放——直到今天，仍不断否定我们之所是，不断改变和前进。
五位山鹰社山友用他们生命所体现的，不正是这样一种能力和倾向吗？——人的存在可以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中自我造就，活得精彩。人需要不断发展自身、更新自身，而不应被任何本质或性格所预定。此时在山鹰社纪念碑前徘徊的王石呢？过去20多年里，登山也罢，创业也罢，也正是一条努力摆脱预定、自我造就，活得精彩的“开放和不确定”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