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情形却是尼采思想真的不容易被世界所接受。以伟大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为例，他被莎乐美评价为最接近尼采的、最富有精神智慧的人，然而他当时却没有对尼采及其思想做出良好的及时的反应。他对莎乐美有过追求，也可以说他是尼采的情敌之一。因此能否说滕尼斯对尼采其人其说的态度有点出自于情绪本能上的排斥？
滕尼斯是如此评价莎乐美的：“她确实是一个很不寻常之人，在一个21岁的姑娘的头脑里，有这么多的聪明才智，倘若不是与性情的某种真正的温柔以及最完美的道德结合在一起，几乎会令人不寒而栗，只要人们不是在其纯洁的结果上看待她的表现，就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现象。然而，这里哪怕只看一眼，就会彻底消除任何会想到一种生活放荡、没有教养的人的想法——像德国的神学家将会断言的那样。对此，我坚信不疑，不信就砍掉我的两只手；她对宗教和民俗的伦理内容的理解十分深刻和强劲有力；她的表达能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财富。她是一个天才人物。”
滕尼斯于1883年夏天在瑞士的弗里姆斯给莎乐美写了请求私下会晤的信件，结果吃了闭门羹，他感到受了侮辱，就回到西尔斯—玛利亚去避暑。在西尔斯—玛利亚，滕尼斯多次遇见尼采。从1881年到1888年，每个夏天，尼采都会到“世界这个最可爱的角落里”避暑。滕尼斯发现尼采用弱视眼睛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对着自己，然而，滕尼斯居然没有和尼采谈话，以至于他后来感到十分不可思议：“现在，我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会这样子与尼采擦肩而过，却不打招呼。我相信，他对我可能会有所听闻，但是，我对此没有把握。我有时给他写了一些长信。然而，我已经习惯了的胆怯谨慎却阻止我真的给他写信和发信。”在1935年写的生平回忆里，滕尼斯再次提及此事，认为自己一度很遗憾于当时没有认识尼采，“今天我不再遗憾了。回头来看，我发现，尼采在这个时期的前后，已经不再是那种我跟他交谈对我很有价值的人了，虽然他对我也许还会有些同情”。
另一方面，尼采当然会有他自己的感受，只是，那些感受无疑对他非常不利。1887年2月，尼采写信给好友奥韦尔贝克，倾诉道：“其他的事情使我十分痛心，现在一直如此。在以往的15年中没有人‘发现’我，没有人需要我，没有人爱我，我在没有得到真正的爱的慰藉当中度过了漫长而十分痛苦的一生。我全部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在这种困苦中产生的——它一定是难以理解的。”
尼采等待自己被世界接受已经等得怒火中烧了。所以，他常常咒骂不接受自己的人，那些人当然就是德国人。尼采首先以强调自己波兰血统的方式将自己排除出德国人之列，他接受一些将波兰人视为斯拉夫民族中的法国人的说法，更高傲地宣称：“我是纯正的波兰贵族血统，没有掺和一滴不纯之血，至少没有德国人的血。”“被人们视为一个卓越的藐视德国人的人，这甚至是我的抱负。在我26岁的时候，我就对德国人的性格表示过怀疑——我不能接受德国人。”德国人还被尼采视为有角牲畜，德意志民族几乎被尼采所控诉，因为：“它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胃口，以一切矛盾为食物，把‘信仰’与科学、‘基督教的博爱’与反犹太主义、权力意志（建立‘帝国’的意志）与自卑者的福音，全都狼吞虎咽下去，竟然没有诉说消化不良……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它不站在任何一边！真是了不起的中立和‘无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