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有本钱的。’他又接着说，‘要想踏进戏馆门，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托了许多人情，才能把生意说成功。因为我们是经手票款银钱的，进门先要拿出押柜洋钱三百或五百块。老板要到北京邀角儿，我们又有垫款的义务。万一新角登场，生意不好，亏了本，这笔垫款就要拖我们好些日子了。再说主顾方面，每天的戏票钱和水果、小账等等，当日并不结算。往往十天半月，陆续给一点。等到快要临别纪念，才能结账，也只是把账单送过去，随他们高兴几时付，并不催着他们要钱。因为那些有钱的大老板，脾气是不好伺候的，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如果碰着他们做生意蚀了本，或者正巧家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趁早免开尊口。还有一种专做标金和橡皮股票之类投机生意的户头，他们手边有钱的时候，付起账来，痛快之至。你就同他通融一点款子，也决不还价的。但是遇到他们投机亏本，尴尬当口，就许不照面了。上海人称为‘避风头’。如果滥污拆得太大，索性脚上蹋油，一走了之。我们对这种户头，又必须要耳听八方，火烛小心。不然一笔倒账，准会吃进来的。总之千句并一句，吃我们这行饭，全靠脑筋要动得快，眼睛要亮，一张嘴要会恭维人，才能吃得开。’
“你听阿昌嘴里讲了这一大套，就可以明白当时上海各戏馆的内幕情形了。老板、案目、看客这三方面都有连带关系的。老板要上北京邀角儿，就先向案目商量垫款。案目哪有钱呢，要靠他们出去四处张罗。有的就到老看客那里去借，反正将来戏票里面好扣还的。案目既下了本钱，等新角儿登台，就把好座儿控制在手里，应付他们的老主顾。老主顾也不是无条件能坐好座的，等新角儿走后，隔不了几天，案目就要想法，请上一两位票友，或是会唱两句的红姑娘，举行一次会串。票价定得很高，由他们分头硬派到许多老主顾的身上，这种票子称为‘花会票’，纯粹是‘打抽丰’的性质。他们里边有碰着投机失败的户头，不但抽丰打不着，就连戏票钱也可能‘票’啦，那就算这个案目倒霉。还有那些有钱的主顾，拿了花会票，谁去听戏，无非是多尽一点义务。有钱的多花点钱，算不了什么。这里面只是苦了一班爱好戏剧，真为了欣赏和研究艺术去的观众，经济不大宽裕，受到案目这样重重剥削，可实在有点负担不起了。总而言之，旧上海的形形色色，离不了一个‘钱’字。你剥削我，我再剥削他，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老在这个圈子里转，上面讲的也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直到对号入座的方法普遍实行以后，才无形中打破了这种案目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