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上海的戏馆老板，对他们的业务上有一句成语，叫做‘金九银十’。这句话说明了在上海表演的季节，要算九、十两个月最出生意。所以北京的角儿，出码头到上海搭班，总在冬季。有的演到十二月初回到北京，可以误不了接洽明春在北京搭班的手续。有的演到封箱，赶回北京过年。也有的留在上海度岁，新正初一就在上海重行登台。大多数总是回家过年的。因为上海戏馆的习惯，正月初一起，天天日夜两工，要唱到元宵节边，非常辛苦。北京的角儿，都视为畏途。除非与戏馆方面有特别关系，情面难却，否则是不肯这样办的。
“民国初年，娱乐场所的种类，还没有后来那么复杂而广泛。电影院内基本顾客都是外国人，中国人看电影的风气，还没有普遍展开。其他如大世界、新世界等大规模的游戏场，也全没有建立。所以看京班大戏，就成为各阶层观众惟一的娱乐。
“戏馆老板邀到了北京角色，他们的宣传方式，是登日报，贴海报。新角儿在报上登的名字、占的篇幅，大得可怕。满街上每个角落里又都可以看到各戏院的海报，等于现在的广告路牌。这种海报都是红纸上面印着一个黑框子，里面用金字填写角儿的名姓和戏码。那时的习惯，不拿剧团做单位，都拿角儿做单位。譬如我唱《玉堂春》，凤二爷唱《取成都》，照例分贴两张海报。遇到我们合唱的戏，如《汾河湾》、《探母》……也是各贴一张。就算当时各种广告费用都便宜，像这样的过分铺张，总不能说这不是一种浪费吧。
“日报和海报，都在我们的名姓上面，加上许多奇奇怪怪的头衔。凤二爷是‘礼聘初次到申天下第一汪派须生’、‘寰球第一须生’；我是‘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寰球独一青衣’，像这种夸张得太无边际的广告，在我们北京戏报上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初到上海，看了非常眼生，并且觉得万分惶恐。
“还有每天的戏单，也是一种宣传品。由案目分送到许多熟主顾那里去。他们在上午就专门发戏单，到了傍晚馆子开锣以后，又站在戏馆门口，兜揽生意，招待熟识的主顾。他们的打扮，大都是哔叽花呢的袍子，上面加一件黑缎子的对襟坎肩，有四个口袋，有的表袋上挂一根金质的表链，外带两个小金镑，一头穿在扣子下面。头上大都是呢帽或者缎子瓜皮小帽。口内含着烟卷。遇到戏馆生意好，他们是兴高采烈，得意洋洋，对于一些生主顾上门，就有点爱理不理的样子；碰着生意清淡，他们立刻又换了一副脸子，对待顾客也就显得温和客气，非常迁就。只要走到戏馆门口，看看他们的表情，就可以猜着里面座儿的好坏了。
“那时上海各戏馆的票价，一般地都不算高。我住的平安里附近，就有一家髦儿戏馆，大概是叫群仙茶园。有一次我跟朋友经过这戏馆的门口，我们进去开了开眼。一个案目过来招呼我们，我的朋友也就替我买了一张票。我们只站着看了一会儿就走的。票价是小洋一角。那位朋友还说另外有一家名叫丹桂茶园的，票价也是一样。这恐怕在各戏馆里是最低的价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