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当时您的抗日行为就只是为了抗日吗？还有没有一个更远大的目标？
答：我反对一切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入侵和占领。当然，那时我的行动主要是针对日本侵略者，因为当时他们正入侵中国。
问：20世纪30年代，对您来说反封建意识意味着什么呢？
答：我的反封建意识非常模糊……作家鲁迅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也认为中医是非常不好的，孔子是很邪恶的。但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成长的环境里根本没有任何封建思想。我的家里不讲封建礼仪那一套，我们认为那套祖宗的礼仪并不好，对皇帝的那一套也一样。我对这些事情的意识非常简单，也很模糊。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了解毛泽东主义的？
答：那是在我1942年底成为党内一名宣传委员的时候。当时那个党支部委员会由三个人组成。……我们隶属于由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当时上海的局势与其他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局势是非常不一样的，与延安的局势更加迥异。我们没有办法严格遵循毛泽东的关于“转变”自我的准则。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时刻的一个起点。
问：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阐述的“为大众服务的艺术与文学”？
答：我对此也持怀疑态度。我的想法是：当你只是走近一堆牛粪时，你的思想怎么可能进步呢？艺术和文学的大众化最初并不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左翼作协的作家们早就提出了关于大众化的问题。19世纪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以及马克·吐温等人创造的美国文学的大众化版本对我的影响很深。因为被19世纪文学深深吸引，我很难接受毛泽东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粗疏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