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亡者，乃是生者的一种寄托希冀和自我约束与祈福消灾的行为，中国古人重之，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除头七、二七……五七、七七（断七）和百日、周年等祭祀日外，还有一年四季中的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阳等祖宗流传下来的诸多祭祀节日。祭礼周全的中国，却偏偏少了一种祭奠，即对战争亡灵尤其是国耻之痛的祭祀。传统祭祀，人们多数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寄托思念之情。
以往，我们缺少国家形式的对那些因战争而死亡者的公祭，我们因此长期以来也就缺少了一份内心的爱国与强国的动力。
苏联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做到了：每年5月9日，莫斯科广场上总会举行盛大的集会和阅兵式，无论哪一任国家领导人都会走向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无名烈士墓敬献上花圈。
以色列人做到了：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总会聚集在“大屠杀纪念馆”哀悼死难者，那悲彻的鸣笛声令每一个人震撼。
波兰人和德国人也做到了：每年成千上万人汇聚到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小镇，在希特勒纳粹政府当年修建的“杀人机器”——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内，举行公祭，悼念被法西斯残害的350余万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普通公民与反法西斯战士。
美国人从不落后，他们有许多与战争相关的公祭。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命令，将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日子作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定期公祭在那场日军突袭中牺牲的2300多名官兵。
中国以往一直没有国家形式的对二战死难者的祭祀活动，尽管我们伤亡3500万！但是，一个令中国伤亡这么多人的国家却每年都在声势浩大地举行与二战有关的公祭，且政府首相和高级官员皆要出席。
这就是日本。
天理何在？难道作为死了这么多人的受害国，我们就该无声无息？
提出这一自我反省的中国人叫朱成山，现在是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本二战侵华史研究专家。
朱成山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22年前的199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因为当年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缺一位“能干”的领导，所以他被调任为纪念馆的副馆长。一年后，他升任馆长且一直干到今天。现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知名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影响很大。2013年，到纪念馆参观的人次达500余万，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朱成山对纪念馆的建设功不可没。
朱成山说了两句令我有些吃惊的话。他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一得“感谢”日本人，二得归功当时的南京市和江苏省几位有远见的领导。朱成山解释：“感谢”日本人，是因为以战争手段残害了3500多万中国人的日本，竟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后的1982年，突然搞了一出大闹剧，他们的文部省将日本中学教科书中原本一直清楚明晰表述为“侵略中国”的文字改为“进入中国”。此番掩饰其在二战时犯下累累罪行的军国主义复辟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们的极大愤慨。一时间，知识界和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们纷纷写信给南京市、江苏省和中央领导，要求“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土地上”，“让日本人赎罪”的呼声震荡金陵内外。
“日本人不仅改教科书，而且到处在为二战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将士树神社碑、满洲碑，我们为何无动于衷？他们树他们的招魂碑，我们树我们的抗战纪念碑！”
“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残害了30余万人，应该立碑建馆，让世人牢记这一悲剧，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是建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如今张耀华先生虽年至古稀，然而他对当年建造这座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念馆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