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拉常去福音派新教会的学生会。有一天，学生牧师问她是否想要成为该会的“信托生”，安格拉委婉地拒绝了。学生之间的讨论很少涉及关于两德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的问题。当时的现状作为一种不可抗拒无法避免的状态而或多或少地被接受，人们至多也就寄望于一系列的改革。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还没有到来，人们的视野仍然很狭隘，前景暗淡。当时在民主德国，对一些国家事物的反对平淡无奇，而对于民主德国开启自由大门之后何去何从，安格拉的朋友都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因为通常他们都会断然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体系。也正是因为如此，20年后，看到安格拉到达基督教民主联盟顶层的人才会深受感触。安格拉的一些朋友是当时政权的反对者，比如莱因哈特·福尔菲特，他后来被讯问调查，之后想办法成功移民去了西方。他给好朋友安格拉写了几封信，但这并不是什么称心如意的事。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的书信往来当然是无益的，因此安格拉通过一些渠道告诉可怜的莱因哈特，最好不要再打扰她了。1977年，这位牧师的女儿决定结婚了。当然，是在教堂结婚。她当时只有23岁，但是早婚在民主德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她的婚纱是蓝色的，是她最喜欢的颜色。婚礼只邀请了几个挚友，而真正的派对则是在瓦尔德霍夫举行的。早在婚礼之前，他俩就在一家类似于招待所的旅店订了一个极小的且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其他房间被四个学生占用了）的公寓。公寓里分出来一个盥洗室，此外还有各个房客。每月房租只需要20马克。毕业后，他们辗转到了柏林，住在米特，离柏林墙就只有几步路。两人的婚姻没有太多的激情，他们的故事于1981年草草结束。
乌尔利希·默克尔说：
一天，她收拾行李搬走了。她为了自己考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总的来说，我们是以一种很平静的方式分手的，况且在经济上我们彼此都是独立的……
安格拉对此的说法更加不浪漫：
不，那不是伟大的爱情。我们结婚，是因为所有人那时都结婚。这件事现在听起来非常愚蠢，但我当时步入婚姻时并没有足够地严肃考虑。三年之后（实际上是四年），我们就离婚了。我错了。
这就是故事的结尾。
此后，她在东柏林的科研院度过了12年。安格拉——不再姓卡斯纳，而姓默克尔——就像生活在甲板下面。她是一位科学家，但只是一位“小”科学家，这与她总想成为“第一”的抱负相抵触，而野心和抱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她，直到任职德国总理。她的研究工作没怎么得到重视，进展也非常缓慢。在民主德国每一项学术活动的典型特征就是缓慢。在这里，时间流逝得似乎也比其他地方缓慢。科研工作在一幢灰色的楼里进行，那里满是灰尘，令人抑郁。而安格拉曾是“典型的没有幻想的年轻科学家……只有在骑自行车去勃兰登堡孤独地郊游时她才会伤感”。迈克尔·辛德海姆在一本类似于自传的小说中这样写道。他曾经是安格拉的同事，后来成为柏林歌剧院的主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