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囚犯，一个叫诺韦尔托的、快要疯了的囚犯（至少这是另一个被关押的人，一位社会党的精神病专家的诊断，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名专家在身体和精神完全正常的情况下被枪毙了），企图爬上隔在男囚和女囚的院子之间的栅栏，他大声喊这是一架梅塞施米特109，一架德国空军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1940年最好的战斗机。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其他所有的囚犯，感觉一切都沉浸于一种透明的灰色中，就好像拉培尼亚体育中心正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一样。
在体育馆门口——我们晚上躺在那儿睡觉——两个看守早已停止交谈，正仰望着天空。所有的囚犯都站着，仰望着天空，忘了棋局，忘了计算可能还剩下的日子，忘了刚才的密谈。疯子诺韦尔托像只猴子一样扒着栅栏，不停地笑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回到了地球，那些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他说，他们错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轮到我们，我们智利人，多么幸运的民族啊，去迎接它，欢迎它了，他说着说着口水——一溜洁白的口水，与周围灰暗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洁白口水——顺着下巴流了下来，弄湿了他的衬衫领子，最后在他的胸口形成一大摊的湿迹。飞机侧向一翼，掉头向康塞普西翁市中心飞去。上帝命令……要有光……光就出现，我艰难地读着，也可能压根就是猜的、想象的或幻想的。在栅栏的另一边，女囚们手搭凉棚，带着一种令人感到心情沉重的平静，也在专注地看着飞机的各种举动。有那么一刻我想如果诺韦尔托想要逃走的话没人会阻止他。除了他，所有人，无论囚犯还是看守，都面朝天空，一动不动。在那以前我还从没见到过如此浓重的哀伤（或者我只是在那一刻这样认为；现在我觉得童年的某些清晨要比1973年那个迷失的黄昏更加令人感到哀伤）。
飞机又重新掠过我们的头顶。在海上画了一个圆圈，爬升，然后回到了康塞普西翁。多牛的飞行员，诺韦尔托嘟囔着，加兰德或鲁迪·拉德勒本人也没法干得更漂亮了，汉娜·赖奇也做不到，安东·沃尔格也做不到，卡尔·海因茨·施瓦策也做不到，塔尔卡的布莱梅之狼也做不到，库利科的斯图加特的碎骨也做不到，即使汉斯·马赛重生也做不到更漂亮了。之后，诺韦尔托看着我，冲我挤了挤眼睛。他的脸红通通的。
在康塞普西翁的天空留下了如下的字句：上帝看到……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最后的字母消失在东边那些飘到比奥比奥上空的针形云彩里。某一刻，飞机垂直爬升，逐渐飞远，直到完全消失在天空中。就像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或一场梦魇。伙计，它写了什么，我听到一个来自洛塔的矿工问道。在拉培尼亚体育中心一半的囚犯（男女都有）都是洛塔的。不知道，有人回答，但似乎挺重要的。另一个声音答道：蠢话，但他的语气中透着害怕与惊奇。体育馆门口的武装守卫增加了，现在是六个人，都在互相窃窃私语着。诺韦尔托站在我前面，双手钩在栅栏上，两只脚搓来搓去，好像要在地上碾出一个坑，他小声嘟囔：这要么是闪电战复兴，要么是我彻底疯了。你安静点，我说。我没法更安静了，我正飘浮在云端呢，他说。然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似乎真的安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