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为当时博学能文的社会风尚推波助澜，培养了一大批博学文人，萧衍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梁朝开国之后，他以帝王之尊自然地成为超一流的文士领袖。他特别喜欢主持各种宴会，通过赋诗、隶事等活动，与文人才士磋商文学，探讨学问，并借以发现、选拔人才。当时爱好声酒的社会风气，原本就与宴会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女伎的歌舞表演成为公私宴饮中不可缺少的节目，并与文士的逞才炫博相映成辉。而对文士十分优待的梁武帝，对于吴声西曲也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因此，他虽自称“不好音声”，却并不反对以吴声、西曲为主的歌舞娱乐，还适应当时娱乐的需要，在歌诗改制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亲自参与歌诗创作和乐曲改造，而且为当时的文人和艺术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
与此同时，梁武帝还承续齐代以来制作新礼的文化盛举，热衷于制礼作乐的工作。在他领导下，一大批长于礼学的文士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完成了一千多卷的《五礼仪注》。为了配合新礼制作，他还领导吴安泰、王金珠等一批精通音乐的艺人，对吴声、西曲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完成了《江南弄》、《上云乐》、《梁雅歌》及一批舞曲的创制、改编。这些新曲不仅在声酒娱乐中被广泛使用，也成为最高规格的三朝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与沈约、周舍、萧子云等朝中文臣为三朝礼创作了大量的歌诗，真正把礼学家、文士和艺人的创造有机地融为一体，极为典型地体现了实用性的朝廷礼仪对歌诗创作的直接促进。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梁代歌诗的发展，并对后来歌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学派向来重视葬礼，孔子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来解释“孝”。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又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礼记·礼运》也说：“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可见葬礼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汉代儒术独尊，葬礼尤其讲究，皇室宗亲、达官显贵是挽歌的主要消费者，他们欣赏并将挽歌使用在地位尊贵者的葬礼上，使得挽歌成了葬礼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风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制度化，这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葬礼中挽歌使用的数量、规格，逐渐成为用以体现死者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二，汉魏时期演唱挽歌的“执绋者”，逐渐定型为从公卿以下六品子弟中精选出的一批年轻人，他们还有了“挽郎”这样一个固定的称呼，相貌、家世、文才、武艺及美名等等，成了挽郎入选的重要条件，士人一旦入选挽郎，即等于拿到了入仕的通行证；其三，人们不再满足于用同一曲辞挽送所有皇亲显贵，开始出现了为某一丧主单独创作的挽歌，挽歌开始成为歌诗创作中特殊的一类。文人们或奉旨为某位丧主创作挽歌，或出于功利目的主动敬献挽歌。有时皇帝甚至要求文臣每人各作挽歌十首，然后在葬礼上演唱从中精选出来的挽歌。至于后者，史料的记载虽然只有一鳞半爪，但可以肯定出于利禄的考虑而创作挽歌的文人也大有人在。有时帝王甚至亲自创作挽歌，这势必形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局面。这些都在客观上构成了挽歌创作的现实动力，进而影响到非葬礼文人挽歌的风行。有的文人甚至将挽歌用于娱乐场合，表达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人生无常的感慨。而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风尚和感伤思潮，也使得挽歌受到社会过度的关注，成为人们抒发人生深哀的最佳形式之一，进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正是这一切共同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挽歌的全面兴盛。
歌诗的发展与兴盛，还必须有繁荣稳定的社会经济做后盾。魏晋南北朝虽然改朝换代十分频繁，但是并未造成长期的经济萧条，曹魏及西晋时期、北魏迁洛之后，经济都曾全面复苏。尤其是东晋南朝时期，鼎革易代的变化，除了改换了天子，基本没有引起太大太久的社会动荡。曹魏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法、北魏的均田制和三长制，则从制度上为经济繁荣提供了保证。而社会财富的增加，有效地拓展了歌诗消费市场，刺激了文人、艺人的创造欲望，使帝王对歌诗的重视、朝廷礼乐的制作，乃至官方与民间葬礼对歌诗的需求，都能影响到实际生活中的歌舞娱乐。这是魏晋南北朝各类歌诗全面兴盛，以及歌诗艺术达到较高水平必不可少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