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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医生在他标新立异的文章《结核病患者的心理》中,强调了病人心理状态的重要性,提出“尽可能充分研究结核病患者精神状况”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一贯乐观的人”,他相信奥威尔结婚会在心理上有所裨益。莫兰也对把奥威尔送到瑞士弗马拉山区一间疗养院很热心。库斯勒在1950年1月给马格里奇的一封信中,也认为那也许会给这桩无望治愈的病例带来些许希望:“我不知道该怎样治疗乔治,我知道已经咨询过所有能找到的医疗专家,你还有别的朋友也试过所有办法,但我仍在想是否该考虑冒险把他送到瑞士。玛麦恩去年生病时,我打听过出租救护飞机的事,发现价钱在合理范围内,不算贵,而且效率很高。”
弗马拉山区位于一个小高原上,海拔5000英尺,周围高山环抱,是瑞士疗养地中心之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21年在此休养过。垂死的诗人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James Elroy Flecker)1913年夏天也在那里住过,但觉得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十分压抑,他曾写道:“这里似乎是个很好的地方——对健康而言,可是那种荒凉——处处是黑色的冷杉树和可怕的雪山。”尼科尔森觉得跟伦敦比起来,有着秀美风光及清新空气的瑞士是个更舒适的地方,但他不相信那能让奥威尔的病有任何好转:“我认为这不过是种让病人死得舒服些的办法之一,死在一个他们的确习惯处理死亡这种事的地方。”
按计划,由索妮亚和画家卢西恩·弗洛伊德(索妮亚的旧情人)陪奥威尔去。但此时已形如骷髅的病人比莫兰医生更现实一些,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就宣称过:“我不喜欢山区,即便它景色雄伟。”早在1949年5月,当他对医疗方法痛苦地不抱幻想后,就抗拒起这个让他换个地方的计划,他曾告诉沃伯格:“我真的想让他们现在别催我去瑞士,据说去那里有神奇效用,可我相信去哪里都不会有什么区别,而行程会要我的命。”当西莉娅问他医生是否认为他去山区住身体会好些时,他尖刻地回答说:“如果不是,那就是他们不想让我死在他们手上。”尽管他有怀疑,索妮亚仍安排在1月25日特别租用飞机把他送到瑞士。奥威尔受到莫兰医生的鼓励,把他的新钓竿放在床下——完全准备好去山间溪流中钓鳟鱼。然而他心里知道,就像《上来透口气》中的保灵一样,“四十五岁的人是钓不了鱼的,不会再有那种事了,只是个梦想,死之前都不会再钓鱼了”。
在《穷人的死法》中,奥威尔说人人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亲人们陪在身边,但他却死在一间医院的床上,无人在旁。他不相信有来生,也不害怕死亡,但“害怕疼痛和死时那一刻,而不害怕永别人世”。1950年1月21日午夜后不久,他肺内一条血管破裂,导致大量出血。这次内出血的确未能止住。他所住病房的门上有玻璃窗,夜灯开着,然而他无力按铃叫护士,所以无人听到他的闷声呼救。等有人来查看他时,他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