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妈妈早在四十五年前就是我的语文老师。人们都以为被称做妈妈的一定是女性吧，事实正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然这不是指他的外表。他慢声细语的讲话、慈眉善目的微笑、温文儒雅的风度，从他那里你能感受到慈母般的温存，这对一批乳臭未干的少年有着磁性般的吸引力，再淘气不过的孩子一经他的点化也会温顺下来。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外号: 伏妈妈。
最能感受伏妈妈凌厉威力的可能是我，这是我埋在心中的一个秘密。从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在班上就是数一数二的，不时地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少年的心态往往就这样，在并不追求表扬的时候，一切都能顺乎自然，也能得到最佳发挥，可一旦被表扬而且不止一次，就唯恐失去这桂冠，临下笔时战战兢兢，行文造句，刻意雕琢，矫揉造作，以词害意都来了，尤其糟糕的是看了一些酸不溜湫的文人作品，也模仿那种无痛呻吟、故作深沉的姿态，这是最有害的，可我还不自悟。有次作文自由命题，我写了《小桥闲眺》，弄成一篇哀怨而又无奈的伤感文，自以为高人一筹，洋洋自得。殊不料作文簿一发下来，伏妈妈在文末打了个大大的“?”号，我已感不妙，接着他就找我谈话，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可了不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改造的对象，人们都以此为耻，谁敢沾这个边啊! 然而伏妈妈的批评是那么有理有节，使我不容置辩地为他对我的谆谆教导而信服。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正当朝气蓬勃的年华却去感伤什么风花雪月，显然与时代前进的步伐格格不入。尽管这种批评现在看来有点简单，但在50年代却是人所共认的生活至理，一切有悖于革命氛围的言谈情绪，都可目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这可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哩，弄得不好要遭受批判，那种急风暴雨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少年的我真不知天高地厚。其实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并不在此，更重要的是及时拨正我成长的航向，使我以积极、健康的情怀对待生活。这次批评并未声张，这又有保护的性质。当我有所进步时，伏妈妈仍然是那样热忱，好像一切都未发生一样。这次批评成为我写作的转折点，直到步入老年，朋友们说我为人行文积极开朗，富有激情，如果这不是过誉而确有这一特点的话，那就可以追溯到伏妈妈对我的这次批评。这对伏妈妈来说，也许是一件早已忘却了的小事，可作为学子的我却铭记了一辈子，并在近半个世纪中始终保持了这份清醒。
伏妈妈，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叔叔上海“刘季来班主任奖教金”命名者刘季来的恩师，他就是镇江著名的特级教师、前镇江市政协主席伏镇钧老先生。
